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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民权

任尹任师竹先烈是耀州(即今铜川市耀州区)坚定卓越的反清革命志士,也是耀州反清革命志士中牺牲最早的一位烈士,距离陕西辛亥举义仅有七个月,就被耀宰孙寿鹏设计戕杀于药王山上,死得极其惨烈,以致耀籍同志皆一直耿耿于衷,引为至憾之事,遂于其牺牲21周年之际,议为立碑以示纪念。

唯惜岁月流转,逝川无痕,此碑究为谁人撰文,谁人书丹,又是谁人镌刻,乃至其最终究竟立没立起?皆因世事沧桑而一概寂焉无闻。

2011年10月,时逢辛亥百年纪念,雅昌艺术论坛有自称邻蕉馆主人者,称其网上拍得《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文稿,共毛边纸两张(45cm×32cm),凡34行,虽然标为“佚名信札”,实际并年款亦无之,其本人鉴定为“蔡元培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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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原稿(一)

先贤成柏仁先生文孙成小秦教授得此消息,旋即以“成柏仁后人”的身份跟帖认为:

(1)从字迹,尤其是其勾画习惯上分析,《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草稿是出自[我]祖父手笔。

(2)况且任师竹先生牺牲辛亥革命前夕,民国时期,世人已将其忘记。

(3)从用词习惯上分析,诸如“奥区”“车粼驷驖”等是我爷常用的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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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原稿(二)

(4)我祖父自三十年代初,即应于右任先生之召收集陕西辛亥革命史料,表彰殉国烈士。1932年时,耀州起义幸存者中,唯我爷熟悉任师竹先烈,且致力于表彰先烈。

径言此稿确出其祖父柏仁先生手笔无疑。昨天亦即2022年5月30日,小秦教授又转给我他新近发表的《这块纪念碑碑文手稿是谁的笔迹,蔡元培还是成柏仁?<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考释》一文,称其于校勘全稿并将其与其祖父参与编纂的《西北革命史征稿》的《任尹》小传(按即《征稿》中卷《先烈纪传》之任尹本传,以下简称《任尹纪传》)两相对照后,再次将其祖父所遗其他文稿和此“札”中“相同的字或字组一一挑出,发现结构和笔意惊人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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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革命史征稿•任尹纪传》

仍觉“这应该就是成柏仁手泽”而非孑民先生遗墨,并称“不知《烈士任君师竹纪念碑》是否镌刻?现在何处?如能找到碑刻,据其撰文书丹等,或有定论。”态度较前似更显自信。

小秦教授乃柏仁先生嫡长孙,先生下世时已界学龄,应该与先生有几年的接触,故而以其出身、经历、学养和所掌握的资料,我由衷地相信并欣赏他的这个判断,也专门拿已知柏仁先生的遗墨手迹和这份碑文稿认真比对过一番,自认这个判断完全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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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柏仁手迹

此外我还想借此机会提供一个同样有力的证据,即张钫先生外孙女李鸣女史与其表弟张桓先生联袂编纂《豫陕名人张钫》时,曾在国图、沪图等图书馆和若干有关档案馆中,下功夫查得大量民国时期的资料,书成之后又将一部分直接关乎陕西历史的资料转赠给我,其中不少就是柏仁先生当年所办《秦风周报》刊载的《陕西革命史料》,并且里面也有一篇知希所写的《任尹传》(《秦风周报》第二卷第四期),正好可以与前举《任尹纪传》和这篇佚名碑文稿相与印证。《传》曰:

呜呼!改革之际,吾乡人之殉国者特多,而以任君师竹为起始。君年长于侪辈,而学亦出类超群。刚劲之性,不为物屈,耿介之操,难得世谅,君之不得善终,夫岂无因而至乎?

余与君,忝属戚谊,自君之死,二十余年间,时欲次其行实,以待国史之采择,顾学殖荒落,愧未能状君于万一,而时光迁流,旧闻遗事之偶存印象者,渐多忘失,遂穷搜冥索,忆其言行之有关伦纪国故者,表而出之,非敢云传君,聊以补偿夙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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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周报》合订本封面

君原名灵秀,字痴雏,号山川,陕西耀县人。清末有志改革,毅然以天下为己任,遂改名尹,字师竹。性甚颖悟,少嗜读,习举子业,入郡庠,食廪饩,工诗文,擅雄辩,邑人称为才子。

耀地贫瘠,物力艰难,士子多拘谨守礼法,而君独抗(忼)爽尚气,家虽贫窭,而志趣激昂,不可一世,疾恶如仇,对贪污官吏,直批其鳞,遇差役地痞之鱼肉乡民者,必痛加捶楚,虽长跪哀乞,亦不少恕。幼习拳技,善搏击,力足以制强暴,而强暴者亦多避其锋。

事亲极孝,待乡里长者极恭,俨然如两人焉。予幼时随先君出入里巷,途遇君,必于数武外,除去眼镜,端立候先君起居,待先君去远,然后行。遇其他长者亦如之,虽雨淋日炙,不改此种仪度也。

清政不纲,外交失败,甲午庚子,两次丧师,国内改革之声,靡然四起。君于斯时,立志推翻满清。咸阳刘古愚先生,为国内学术革新之导师,主教味经书院,君尝负笈,学于其门,崇实绌华,志趣遂益坚定。

清光绪三十年,耀州牧褚成昌,创办高等小学,延君为堂长。时蒲城张拜云先生,为耀州儒学教谕,君与之深相接纳,及拜云先生倡办西潼铁路,君亦被举为书记。先后交识党人井勿幕、郭希仁、焦子静、纪子文诸公,联络青年有志之士,使之加入同盟会,扩大革命团体。

郭希仁在丽泽馆密开会议,协同进行方略,皆主张由运动新军着手。时新军督练公所提调王毓江,为陕抚恩寿私人,卖官鬻缺,声名狼藉,而防范党人则甚严。

陈会亭倡议排之而未得其隙,君挺身自任,与甘聘莘君计议,查得王之种种恶迹,乃联络彭仲翔、张聚亭等军界人物三十余名,揭王恶弊数十款,呈由咨议局陈请恩抚查办。王遂罢官去陕,党人始得加入新军,奠定辛亥民军起义初基,君之力实最多焉。省垣部署略定,君劝同志分途向外县活跃,以张其势。

时井勿幕、邹子良诸君,在耀县创办北山牧场,君遂返里视察,暗中擘划一切,为耀牧孙寿朋侦悉,但无确凿证据,不能兴大狱,乃嗾使其爪牙差役,时时窥探君之行动。

君素恶若辈,毫不假其辞色,若辈恨之刺骨,及得州牧意旨,遂百方以图陷害。耀县城东有药王山,祀唐隐士孙思邈先生,每岁二月二日,邑人聚赀演戏酬神,远近负贩云集,售牲畜农具,为乡村农民重要之集会,会期由二日至十二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依例集会,君亦上山游乐,日必大醉,醉后则肆口痛骂,讥评时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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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周报•任尹传》(一)

有恶役麻子红者,受孙牧命暗中监视君,二月初七日,君又大醉,麻子红故意纠集党徒,在君比邻亦饮酒作乐,君见其嘈杂喧嚷,意不能忍,斥令远退,且起而逐之,恶役等反唇相稽,遂至冲突。麻子红命其心腹名“八毒”者,先施毒手,刀杖交加,断其两足,戳伤全体,极人世之惨毒,君遂因而毕命焉。

伤哉!君死后半年,而省垣义师起,生前惨淡经营,终未得见河山之光复,君其能瞑目于地下乎?君之恶耗传布,同志诸人,愤慨实深,卒劾孙牧以去!麻子红、八毒诸凶,亦无善终者。君死得年三十有七,著有诗文若干篇,稿均散遗,附志其《清明日怀古》诗,及所题《辛亥宜春帖》,以见君之鳞爪焉。

《清明日怀古》

汉寝唐陵的的存,不能拜扫岂儿孙?

每抛血泪变民种,欲借风潮招国魂。

《辛亥宜春帖》

书元遵凤纪,拨乱仗龙泉。

仔细对勘,烈士碑文稿中所载烈士的许多事迹,这篇《任尹传》中多已提到,传中所录烈士之《清明日怀古》诗和《辛亥宜春帖》联语,烈士碑文稿中亦都均有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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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周报•任尹传》(二)

而《任尹纪传》除过烈士主要事迹与之在在相合,“忼爽尚气”“疾恶如仇”等语显系原文照搬之外,其中:

与蒲城张拜云相结识,拜云倡办西潼铁路,举为书记,因得遍交井勿幕、郭希仁、焦子静暨诸党人,加入同盟会,扩大革命组织。诸党人在丽泽馆开密秘会议,商讨进行方略,决由运动新军入手,而新军督练公所提调王毓江,为陕抚恩寿私人,防范党人甚严。

陈会亭倡议排去之,而未得其隙,尹挺身自任,与甘聘莘计议,诇得王之劣迹多款,联络军界彭仲翔、张聚亭等三十余人,具揭托咨议局转咨恩抚查办,王遂罢官去,党人在军籍者始得以次超迁,奠定辛亥首义之基。

省垣部署略定,尹复与同志分途向外县活跃,因返耀县擘划一切,为耀牧孙寿朋侦悉,顾无确据,不能兴大狱,乃嗾使其爪牙恶役名“八毒”者,窥探其行动。尹平日素恶若辈鱼肉乡民,遇事屡惩创之,若辈恨之刺骨。

辛亥二月初七日,耀州城东药王山过会,八毒伺尹于醉后讥评时事得失之际,捽尹仆地,以刀断其两足,复戳其全体而死。年三十七。

等若干文字(或曰主要记载),则任谁一望即知其为此传的抄录或缩写。且其各自的行文风格也相当一致,并与柏仁先生素所擅长的夹叙夹议,文辞典雅,情真意切而笔底时涌波澜的文风极其相似,凡此都不由得使人颇疑其作者为同一个人,且自然而然地想到柏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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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柏仁(中)

更何况,第一,阅文可知,任尹烈士乃耀州人,此《任尹传》开头的“改革之际,吾乡人之殉国者特多,而以任君师竹为起始”几句,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其作者也是耀籍之人,而柏仁先生就是耀人则人所共知。

第二,进一步再查,任尹烈士乃耀州城内之人(具体街巷不详),柏仁先生也是耀州城内之人(城南街城隍庙巷),此传作者夫子自道,既称其与烈士“忝属戚谊”,又言其“幼时随先君出入里巷,途遇君,必于数武外,除去眼镜,端立候先君起居,待先君去远,然后行。”说明他和烈士不仅有同籍之谊,而且尚有戚谊并同城而居,很早即熟知任尹烈士,也使人益信其宜非柏仁先生莫属,或者说,就是成柏仁先生。

所以推诚以言,这个可遇难求的收获,的确使我分外高兴,然而此时此际我之所欲告诉诸位的,却不仅此也,而是在表示小秦教授的判断诚属可信并证明碑文之稿作者极可能就是柏仁先生的同时,也十分意外地解决了我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那就是李鸣女史赠予我的这些资料,除过前面提到的这篇《任尹传》署名“知希”之外,还有若干篇人物传如《李含芳传》《薛其昌传》《于鸣皋传》《李荫福传》,和连载多期的《陕西靖国军纪实》(未定稿)都是署名“知希”或“知希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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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柏仁

但是“知希”也者,“知己难得”之意也,语出《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句,而这些珍贵资料一再出现的“知希”和“知希斋”,又该是谁的化名和谁的斋号呢?

之前我已无数次地猜想其可能就是自己夙所景仰的柏仁先生,但却一直格于缺乏相应有力的证据,而始终迟迟不敢肯定,现在我则终于明白了,其实这“知希斋”就是柏仁先生的斋号,而“知希”二字,其实就是柏仁先生因其斋号而派生的一个笔名(或曰是其已知众多笔名之外一个不为人知的笔名)。

职此之故,我实在是感谢小秦教授关于这篇碑文稿作者的考证。正是因为有了这番考证,才推动了我的进一步考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番考证,我的一个久悬无解的疑团,也才终于因此而得以涣然冰释,我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