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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外界还在消化这起重案之际，第二天，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又因业务侵占罪被判3年半，并已开始服刑。
两个案件接连宣判，时间点之敏感、政治人物之特殊、社会反应之强烈，都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台湾司法究竟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还是早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检方指控他涉及京华城土地容积奖励、政治献金侵占等问题，一审重判17年、并褫夺公权6年。
国台办也点名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操弄司法、打压异己，搞“绿色恐怖”。
无论外界是否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至少有一点很清楚：这起案件早已超出单纯司法个案的范畴，而成为朝野激烈对抗的政治象征。
而蔡正元案，同样让人嗅到不寻常的政治味道。
蔡正元所涉三中案，距今已有20多年历史，案件背景可一路追溯到国民党党产争议最激烈的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国民党为适应政治转型，开始吸纳一批有国际视野和金融背景的人士，蔡正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核心圈。
2005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面对党产争议缠身、党务财政吃紧的双重压力，决定推动三中公司出售，试图一方面筹措资金，一方面摆脱“党产包袱”的负面标签。
当时蔡正元凭借自己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人脉，被马英九找来协助操作相关交易。
他先买下中央电影公司，之后再转手出售，过程中将部分资金汇入自己个人控制的账户，最终被检方认定构成业务侵占。
问题在于，这种行为固然在财务操作上存在瑕疵，甚至可以说缺乏足够透明与规范，但是否已经严重到必须动用刑法、判刑3年半，社会上其实一直存在不小争议。
尤其阿波罗公司本就是蔡正元独资控制，其资金流转究竟属于恶意侵吞，还是商业处理失当，本来就有解释空间。
如今重判落地，自然让不少人质疑，这真的是纯粹依法审判，还是带有明显“选择性执法”的意味。
更值得注意的是，蔡正元案所牵涉的“三中交易”，本质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商业案件，而是与国民党党产清算密不可分。
自台湾解除戒严后，社会舆论对国民党长期掌握庞大党产的质疑日益高涨，认为其中相当部分资产带有“党国不分”的历史原罪。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清查国民党党产正式成为政治议程；到了民进党再次全面执政，这项工作更被进一步制度化、扩大化。
三中公司交易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一再被翻出、审视、追诉。
表面上看，这是追求转型正义；但从政治效果来看，却也越来越像是借司法之手，持续追打政治对手，制造寒蝉效应。
一个是新兴第三势力领袖，一个是传统蓝营的重要争议人物，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却在极短时间内先后遭到重判，这样的政治观感，很难不令人联想到“杀鸡儆猴”四个字。
台湾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出现政治纷争，而是司法开始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政治权力的延续。
一旦民众普遍相信，司法不是依据证据和法理，而是依据颜色和立场来决定轻重，那法治的根基就会被迅速侵蚀。
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若成为政治现实，那么台湾最受伤的绝不只是几个政治人物，而是整个社会对制度最后的一点信任。
赖清德当局若继续放任这种印象蔓延，甚至被认为默许司法成为清除异己的工具，最终付出的代价将不只是朝野对立加剧，更是司法公信力的全面崩塌。
一旦人民不再相信法院，也不再相信所谓程序正义，台湾内部的撕裂只会越来越深，而这，恐怕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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