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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末,广东大鹏湾的夜里,月亮被厚云遮死了,海面上黑得像一口深锅。

没有船灯,没有火把,只有海浪一遍遍地涌过来,往岸边的礁石上拍,碎成白沫,又退回去。

岸上站着三个人,最大的那个将近六十岁,花白头发被海风吹得乱成一团。

她弯着腰,手脚并用,把五个装过食用油的空铁皮桶一个一个地从草丛里搬出来。

铁桶上还有油渍,咸腥的海风一吹,混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气味。

她用布袋把这五个桶一字串好,捆在自己身上,又帮两个儿子各自绑了几个。

她不会游泳。

身边的两个儿子会游泳,是这两年她手把手带着他们一起练出来的。就为了这一天。

水很凉,脚踩进去的那一刻,浪头已经漫上了膝盖。

她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身后的土地,任凭漆黑的海水把身体浸湿,漫过腰,漫过胸口,直到整个人被海浪托起来,脚底再也踩不到沙。

三个人,五个铁桶,一片黑海。

这个女人叫陈子美,1912年生,安庆人,是陈独秀最小的女儿。这一年,她五十八岁。

她在大鹏湾的海面上漂了将近十个小时,才踉踉跄跄地爬上香港的沙滩。

爬上来的那一刻,她已经脱力,趴在沙滩上大口喘气,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手指甲里全是泥。

就在这时,沙滩上走来一个穿制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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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亲书房里的小喜子,是那段岁月里最短暂的温柔

陈子美的童年,是从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开始的。

1912年,她出生在一个注定不会平静的家庭里。父亲陈独秀,母亲高君曼。

那年头,陈独秀已经是整个中国最忙的人之一,家里的门进进出出,拜访的人、商议的人、带着消息来的人,络绎不绝。

这样的家,陈子美一出生就住在里头,但父亲的背影,她能看到的时候并不多。

高君曼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陈子美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叫陈鹤年。姐弟俩从小就粘在一起,在那栋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钻来钻去。

在所有地方里,陈子美最爱去的,是父亲的书房。

那是一间别人进不去的房间。哥哥们就算长大了,也不敢随便往书房里迈一步,因为父亲不许。

但陈子美不一样,这个规矩对她失效了。

她可以随时推开书房的门,在里头的小凳子上坐着,也可以爬到父亲的书桌旁边,翻那些她看不懂的书和稿纸。

父亲写作的时候,她就坐在脚边,把书桌最下面的抽屉拉开,抓一把花生糖或者芝麻饼来吃。

她后来回忆说,父亲笔耕不辍,她就坐在旁边吃个不停,吃着吃着,他忘了她,她也忘了他,就这么待着。

这是她记忆里和父亲之间最安静、最自在的时光。

但这样的日子很短。

北伐年间,陈独秀公务缠身,越来越少回家。

高君曼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越来越难熬。

两人的感情在那些年里磨损得很厉害。1925年,高君曼带着十三岁的陈子美和弟弟陈鹤年离开上海,搬到南京去住。

南京的住处说是老宅,其实就是一间漏雨的破草屋。

陈独秀每个月通过友人汪孟邹转来一点生活费,三十块大洋,三个人根本不够用。

陈子美从那时起就明白,饭碗要靠自己端,没有人能帮你端到嘴边。

她和弟弟一起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她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来又改学妇产科。

白天在药房打工,晚上念书,日子过得很紧,但咬牙撑着。

1919年,陈子美曾入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就读,那是她少年时代难得的一段正经求学时光。

据当年同学的说法,陈子美在那所学校读书期间,是出了名的好看,被同学称作校花。

但这段时光没能持续太久,1927年,因为家里的生计实在撑不下去,陈子美辍学了,进入上海职业学校改学收发电报。

1931年,母亲高君曼因久病无钱医治,在南京去世。

那年陈子美不到二十岁,一夜之间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

她去给母亲办了葬礼,然后一个人回到杭州,继续之前没学完的东西。父亲那时候已经落了难,成了悬赏通缉的人,指望不上,也联系不到。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认识了张国祥。

张国祥比她大十岁,在南京的银行和供销社做事,仪表堂堂,看起来稳重可靠。

两个人认识不久,就走到了一起。1931年结婚,婚后陈子美进了杭州电信局,夫妻两人在杭州安了家,日子看起来总算要走上正轨了。

然而,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抓捕入狱。

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去监狱探望父亲,父女在狱中见面,为婚事大吵了一架,陈独秀不赞同女儿嫁给张国祥,两人各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

父亲的担忧,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件件地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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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段婚姻,都是伤

陈子美和张国祥成婚以后,很快生了孩子。1937年,她已经有了两儿三女,一家七口人,随着战事吃紧,辗转避难去了重庆。

重庆那几年过得很难。日子艰难,人心也在慢慢变。

1936年,陈子美生下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张树德的时候,张国祥找来了一个他称为"表妹"的保姆来照顾她。这个"表妹"带着一个孩子来,说是来帮忙的。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表妹"撑不住了,亮出了真实身份,她是张国祥的结发妻子蔡氏,那个一直跟着她的孩子,是蔡氏与张国祥所生的小女儿。

这件事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陈子美大闹一场,闹着要离婚。张国祥最后选择和蔡氏离婚,留了下来,但条件是继续给蔡氏支付生活费。这段婚姻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撑着,两个人的感情早就不是从前那样了。

真正让陈子美死心的,是1939年重庆挨炸的那次。

日军的轰炸机来了,所有人四散奔逃。张国祥带着小女儿张树范在街上,警报一响,他自己钻进了最近的防空洞,却把女儿丢在了外头。等轰炸过去,他从防空洞出来,女儿已经找不到了。

这件事,陈子美再也原谅不了他。

1945年,抗战胜利,陈子美和张国祥正式离婚。

她独自离去,无力带走所有孩子,一个人回了上海。这段婚姻持续了十几年,留下了五个孩子,也留下了一肚子说不清楚的滋味。

在上海,她靠着这些年学的妇产科手艺,进了里弄做接生员。

因为没有正规文凭,进不了正规医院,就在里弄里挨家挨户地跑,哪家要生孩子了,就去帮忙。

上海解放以后,陈子美在一家里弄医院里做助产士,日子总算稳了一点。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认识了李焕照。

李焕照是浦东的一个推土机司机,比她年轻十岁,两人结了婚,又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宝堃,一个叫李莹堃。

这两个名字,后来要在大鹏湾那个夜晚,跟着母亲一起跳进海里。

这第二段婚姻,开头还算平稳。1956年,因为次子张肇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李焕照工作调动,举家迁居广州。

陈子美跟着去了广州,在居委会安排下做了一名扫盲老师,平平淡淡地教人识字写字,日子过得清苦,却算安稳。

她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过父亲是谁。

她知道那三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说出来会带来什么。

所以她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来不提,也从不让孩子们去说,十几年如一日地守着这个秘密。

可人算不如天算。

陈子美和张国祥所生的大儿子张肇山,某年因意外离世,年仅二十岁。

有关部门在处理善后事务的过程中,翻查了相关档案,意外发现了陈子美的真实来历。

这个压了多年的秘密,就这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曝了光。

消息传到李焕照耳朵里,他沉默了几天,最终向陈子美提出了离婚。

两个人就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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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字报贴上墙,被挂着牌子走过每一条街

身世暴露之后,陈子美的处境急转直下。

特殊时期正式开始以后,广州各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居委会的墙上、工厂的围墙上、街口的电线杆上,到处都是。陈子美所住的那条街,也不例外。

大字报上点了她的名字。

写她是"大右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写她"思想毒害群众",写她"历史反革命"。

那些字大大地写在白纸上,贴在她每天要走过的那堵墙上。邻居们路过,有人当着她的面念出来,有人低着头快步走开,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批斗会来了一次又一次。

每次批斗,她被推到台子上,胸前挂着写满罪名的牌子,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人喊口号,听人骂,有时还有人从台下扔来东西。

批斗会结束了,她被放回去,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结束,只是暂停。游街也来了。

那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跟着队伍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走过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面前,走过她住了多年的那个街区,走过卖菜的市集,走过孩子们上学的路口。

头得低着,不能抬,有人押着走,不能停。家也被抄了。

抄家的人搬走了能搬走的东西,翻乱了没办法搬走的东西,连风湿膏都没给留下。

陈子美住的那间屋子,抄完以后像经历了一场乱风,东西七零八落,剩下的全是用不着的。

那段时间,她顶着"大右派的孝子贤孙"这顶帽子,在广州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白天走出去,就有可能被人叫住、被人围住、被人押着去批斗。晚上回来,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

这一切,她捱过来了。1968年,她被抓到看守所,关了整整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是一年多两个月。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但骨子里那股劲儿没有消。

出来的那天,看守对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照理本可以判她去劳改,因为她是陈独秀的女儿,才把她放了。

这句话,一半是通知,一半是另一种形式的羞辱,两者参半,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陈子美听完,什么话都没说,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出来以后,她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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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个铁桶,一片黑海,她决定用这条命赌一次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陈子美在广州又过了差不多两年。

这两年里,她没有声张,也没有和任何人多说什么,看起来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暗地里,她已经开始筹备一件事,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告诉不该知道的人。

她要偷渡香港。两个儿子李宝堃和李莹堃支持她。

三个人开始悄悄地学游泳,这个细节,放在旁人眼里,也许就是普通的锻炼,但陈子美心里清楚,这是在为那片海做准备。

从那时起,陈子美带着两个儿子,找能下水的地方练,一次又一次地下水,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岸。

她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从不会游泳开始学,身体比年轻人差了不止一截,但她没有停过。在这件事上,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兴趣,是活路。

她还找来了五个装过食用油的空铁皮桶。

那年头这种桶不好找,她托了关系,一个一个地慢慢攒。桶要空的,密封好的,这样才能稳稳浮在水上。

五个桶串在一起,用布袋捆好,往身上一绑,就是她横渡大鹏湾的全部依靠。

没有船,没有专业的渡海工具,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带路,就只有这五个铁皮桶,和一口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气。

偷渡这条路,在广东沿海流传已久。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人一批一批地往大鹏湾这边去,成功的有,葬身海里的更多。

大鹏湾位于广东深圳东部,与香港新界之间的海域宽阔,水流复杂,夜里的浪头比白天大,能不能活着上岸,靠的是体力、运气,两样缺一不可。

陈子美当时将近六十岁,不会游泳,靠的就是那五个铁桶。

出发那晚,1970年夏末,她和两个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摸黑来到了大鹏湾的岸边。

月光被云遮住了,海面一片漆黑,只有浪声一阵一阵地滚过来。她把那五个铁皮桶一个一个地绑紧,检查了又检查,然后走进了水里。

进水的那一刻,她没有回头。

海水是凉的,浪头说来就来,一下把她往深处推,一下又把她侧翻过去。

五个铁桶在水里转来转去,带着她的身子一起转,她死死地抱住,不敢松手。喝了几口海水,咸得呛人。

两条腿在水里乱蹬,蹬着蹬着就酸了,酸着酸着就麻了,后来连麻都感觉不到了,两条腿像是不属于自己的。

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大鹏湾的海面上,看不见对岸在哪里。往四面望去,都是一样的黑,一样的海浪,一样的咸风。

身上的铁皮桶时不时地发出碰撞的声响,和海浪声混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更大。

三个人就这么漂着,往一个说不准的方向漂去。

漂了大约九个小时以后,天色开始泛出一点灰白。脚底下终于触到了沙,那种踩到实地的感觉,从脚心一路传上来,让陈子美意识到,她上岸了。

她和两个儿子踉踉跄跄地往岸上爬,浑身湿透,身上的铁桶还绑着,五个桶随着她的动作咣当咣当地响。

她爬到沙滩上,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海水从头发上往下淌,手指插进沙里,抓着沙粒,才感觉到自己真的踩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她抬起头,看见了一个人站在不远处。那个人穿着制服,站在沙滩上,看着她。

陈子美的心骤然往下沉,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完了。

然而,那个香港巡警走过来,开口说出的那句话,却让她愣在沙滩上,怎么都回不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