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黑猫中队"词条、"张立义"词条、"叶常棣"词条、《黑猫中队》纪录片、张立义口述访谈资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部分解密文件、《联合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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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10日，凌晨时分，台湾桃园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一片寂静。
跑道边停着一架外形奇特的飞机，通体漆黑，找不到任何国家标志，机翼长得有些不正常，比机身还要宽出去一大截，远远看过去，像一只被人横向拉伸过的黑色飞鸟，站在夜色里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危险气息。
这是U-2高空侦察机，当时世界上能飞得最高的侦察平台之一，也是冷战年代技术最精密、造价最昂贵的空中眼睛之一。
停机坪旁边的准备室里，一个叫张立义的飞行员正在做出发前的最后程序。
他在吸氧，不是因为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必须走的规定动作。
驾驶U-2飞上两万多米的高空之前，飞行员必须提前两个小时持续吸纯氧，目的是把血液里溶解的氮气提前排干净。
高空中气压极低，如果血液里的氮气来不及排出，一旦飞机座舱失压，氮气会从血液里快速析出形成气泡，引发减压病，人会在座舱里痛到无法操控飞机，严重时直接危及生命。
吸氧这件事，张立义做过很多次，熟练到几乎不用去想，就像早上起床洗脸一样自然。
两个小时吸完，换装。U-2飞行员穿的不是普通的飞行服，而是一套全密封的加压防护服，从头到脚把人整个包裹起来，头盔和面罩连为一体，整个人和外界空气彻底隔绝，靠外接管路供氧呼吸。
这套装备和宇航服是同一个概念，穿进去之后，飞行员等于把自己装进了一个贴身的小型生命维持系统里，行动笨拙，只有进了座舱才能勉强舒展。
穿好，走向飞机，爬进那个窄得几乎只够一个人侧身坐进去的座舱，接好所有的供氧和通讯管路，关闭舱盖。
引擎点火，轰鸣声在寂静的基地里骤然响起。飞机开始滑行，对准跑道，加速，猛地拉起机头，蹿上黑暗的天空，消失在云层里。
从台湾爬升到大陆上空，要持续爬升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两万一千米以上的巡航高度。
到了那里，天空是深蓝到接近黑色的颜色，地面在数万米之下的云雾间隐约可见，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速度，只有仪表盘上的数字在悄悄变化，提示飞机正按照预定航线推进。
张立义在那片高空里飞行着，和往常一样。
而在大陆某处的阵地上，一枚萨姆-2地对空导弹，已经等候在发射架上，等待着今天这架飞机进入它的射程。
导弹的战斗部在高空爆炸的那一刻，张立义的座舱剧烈颤动，机身开始解体，他在下意识中完成了弹射动作，随降落伞从碎裂的飞机上飘离，缓缓落向大地。
落地之后，等待他的不是回家的路，而是他这辈子怎么都没有预料到的漫长岁月……
【一】一支连番号都不能说出口的秘密队伍
要讲清楚张立义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片高空，得先从他所在的那支队伍讲起。
黑猫中队，正式番号是中华民国空军第35中队。
这个番号，在1990年代之前的所有公开档案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原因很简单——这支队伍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秘密存在的。
飞行员不许对家人提起任务内容，不许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连这支队伍的名字都不是随便能说的。
这支队伍的来历，要追溯到1950年代末的冷战大格局。
彼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已经进入了最为紧绷的阶段，双方的情报较量比任何一场热战都打得激烈。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动态有着极为迫切的情报需求，特别是大陆核武器研发的进展情况，成为当时美方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靠人力渗透获取信息，成本高、风险大、覆盖面有限，最直接可靠的方式，是派飞机飞进去，用镜头把想要的东西直接拍下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洛克希德公司旗下的"臭鼬工厂"团队，专门研发了U-2高空侦察机。
这种飞机的设计思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飞得高到没人能拦"——机身细长轻盈，翼展将近三十米，比机身长出整整一圈，这对超长机翼赋予了U-2接近滑翔机的升力特性，让它能以极低的油耗维持在两万一千米以上的高空长时间飞行，单次任务航程可以超过数千公里，机载的高分辨率相机能在这个高度清晰地拍摄地面目标。
在1960年代初，两万一千米的高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当时全球几乎所有的制式战斗机都爬不上去，性能最好的也只能达到一万五六千米左右，离两万一千米还差了一大截；地面的高射炮就更不用说了，仰角再大也够不着；就连当时技术尚不成熟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在这个高度上的拦截效果也极为有限。
U-2在理论上，就是一个能飞到任何地方却不会被任何东西打下来的情报收割机。
飞机有了，缺的是飞行员。
让美国本国飞行员直接飞进中国大陆上空，在政治上风险太大。
1960年，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驾驶U-2在苏联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击落，被苏联俘获，此事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直接搅黄了当年美苏之间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安排。
有了这个教训，在东亚地区执行类似任务，中央情报局需要一套更隐蔽的操作方式。
与台湾合作，让台湾飞行员出马，就成了最合适的方案。一旦出事，操作空间更大，政治上的退路也更多。
1958年至1960年间，美台双方经过秘密接触，谈好了合作框架。
此后，以台湾桃园空军基地为依托，黑猫中队正式组建起来，美方负责提供U-2飞机、侦察设备和专项技术培训，台湾空军负责从现役飞行员中严格筛选，派遣人员执行任务。
进入黑猫中队的门槛，用苛刻来形容都嫌客气。
台湾空军对候选飞行员进行三重筛查：飞行技术必须达到全军顶尖水平，不是"还不错"，是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一批；
身体条件必须满足高空飞行的一系列特殊要求，高空低压环境对心血管系统的考验远超普通飞行，各项指标必须严格过关；
心理素质的评估同样关键，执行深入对方领空的侦察任务，面对的不确定性远超一般飞行作战，必须能在高度孤立和高度压力的状态下长时间保持稳定，不崩溃。
三关叠加，能走到最后的人，凤毛麟角。
张立义，是其中之一。他1928年出生于湖南，随军撤台后进入台湾空军体系，多年积累下扎实的飞行经验，以过硬的技术和稳健的性格通过了层层筛选，入选黑猫中队，随后前往美国接受专项培训，学习U-2的飞行操作、侦察设备使用和各类应急处置程序。
培训完成，返回桃园基地，张立义正式开始执行任务。
加入这支队伍意味着接受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飞行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飞回来，出了事之后台湾官方不会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家人在等待的时候得不到任何真实的消息，连"他为国家做过什么"这句话，也没有任何可以公开说出来的场合。这支队伍，在外界的档案里从来不存在。
【二】地面那边，也在悄悄磨利一把刀
黑猫中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最初几年，大陆的防空部门确实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
苏联援助大陆的萨姆-2地对空导弹系统，在设计上主要针对中低空目标，有效射高大约在两万米出头，刚好处于U-2巡航高度的边缘位置，能不能拦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运气。
更麻烦的地方在于，U-2的驾驶舱里装备了雷达预警系统，地面雷达一旦开机锁定，驾驶舱里的告警装置立刻响应，飞行员可以即时做出机动规避，改变航向，拉开与导弹阵地之间的距离。
从雷达开机到完成锁定、完成发射，有一段不可压缩的操作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U-2在两万多米的高空足以跑掉。
这套从技术上看起来无解的局面，并没有让地面上的研究人员放弃。
从1960年代初开始，大陆防空系统的研究人员启动了针对U-2的系统性研究。
他们记录每一次U-2进入大陆领空的时间规律、常用航线和飞行高度，逐渐建立起对U-2飞行特点的深入了解；同时对萨姆-2导弹系统进行针对性调整和优化，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量提升对高空目标的拦截能力；最关键的突破，是战术层面的革新。
核心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提前开机会暴露意图、给飞行员预警时间，那就彻底不提前开机。
提前掌握好飞行规律，预判飞机的进入路线，等U-2进入最佳射程之后，才突然启动雷达，一次性完成开机、锁定、发射三个动作，把整个流程压缩到飞行员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的时间窗口之内。
这套被后来军事史研究者称为"近快战法"的技术，是专门为打U-2量身打造的，是在一次次研究和演练中磨出来的。
1962年9月9日，这把磨了两年的刀第一次见了血。
那一天，黑猫中队飞行员陈怀驾驶U-2从台湾起飞，按预定航线飞入中国大陆，到达江西省上饶地区上空时，地面的导弹阵地突然开机锁定，一枚萨姆-2导弹呼啸而起，击中了陈怀的飞机。
陈怀当场牺牲，成为大陆击落的第一架U-2的飞行员。
这同时也是历史上地对空导弹第二次在实战中击落高空侦察机，打破了高空飞行绝对安全的神话。
陈怀牺牲的消息传回台湾，黑猫中队的飞行员们意识到，对面的技术在进步，高空不再是绝对安全的区域。
但任务依然没有停下来，停飞不在上面给出的选项里，飞行员们也清楚这份工作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能拿出来说"太危险我不干了"的性质。
此后几年，大陆防空部门持续积累实战经验，导弹部队的操作水平和战术配合越来越成熟。
1964年7月7日，黑猫中队飞行员李南屏在执行任务中失踪，至今没有明确结论，成为这段历史里一个悬而未决的空白。
进入1965年，这场天上飞的和地上防的无声较量，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双方都在这个过程里不断摸索着对方的边界，而天平的倾斜，正在朝着越来越不利于高空侦察机的方向发展。
【三】1965年1月10日，那枚导弹在等他很久了
对于张立义来说，1965年1月10日这次任务，在出发之前的流程上，和他此前执行过的许多次并没有本质区别。
任务通知下来，开始做准备。提前两小时吸纯氧，排氮。
之后穿上那套笨重的全密封压力服，把自己从头到脚装进去，接好所有的生命维持管路。
U-2的座舱极为狭窄，进去之后基本上就是整个人被包裹在里面，除了仪表盘和管路接头，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像钻进了一个量身定做的金属茧子。
整个飞行期间，飞行员呼吸靠外接氧气，排泄靠专用装置，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只剩下耳机里断断续续的无线电。
飞机滑上跑道，加速，拉起，离地，开始漫长的爬升。
从台湾桃园基地出发，飞机要先爬升过台湾海峡，进入大陆领空，再继续爬升到两万一千米以上的巡航高度，整个爬升过程耗时将近一个小时。
到达巡航高度之后，机载相机开始工作，按照预设的拍摄程序对地面目标进行系统扫描，这才是任务的核心内容。
高空飞行的感觉，是一种高度孤独的静默。
两万多米的平流层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物，头顶的天空是深蓝到接近黑色的颜色，脚下的地面远在云雾之下，只有仪表盘上的数字在不断变化，提示飞机还在按照预定航线正常飞行。
张立义戴着密封头盔，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按照导航推进，一切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
大陆某处的导弹阵地上，操作人员也在等待。
根据对U-2飞行规律的长期跟踪，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次飞机可能的进入路线和到达各个射程节点的大致时间。
雷达没有开机，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时机——等飞机进入最有把握的那个位置。
时机到了。
雷达突然开机，锁定，导弹发射，整个过程压缩在极短的时间窗口里完成。
驾驶舱里的预警系统来不及给张立义足够的反应时间，一枚萨姆-2导弹沿着弹道扑向两万多米的高空。
导弹爆炸，冲击波撕裂了机身。座舱剧烈震动，仪表盘上的数字在混乱中跳动，飞机开始迅速解体。
张立义在失去对飞机控制的瞬间，触发了弹射装置，被弹出了正在碎裂的机身，降落伞自动打开，他在高空的极寒气流中开始缓慢下坠。
高空跳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落到地面。这段时间里，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脚下那片陌生的土地慢慢变大。
落地之后，迎面而来的是武装人员。
张立义被俘，地点在中国大陆境内。
这一天是1965年1月10日，他三十七岁。
消息传回台湾，官方没有任何公开回应——这是这类秘密任务的惯例处理方式，飞行员活在秘密协议里，不活在公开的档案上，出了事也是如此。
张立义的家人，在一片沉默里，开始了一段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等待。
十九年，写下来只是两个字，活过去，是将近七千个日子。
从1965年到1982年，大陆这边经历了特殊时期从爆发到结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启动，整个社会从最剧烈的动荡里慢慢走出来，走向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
1982年，张立义终于踏上了归途。
然而，当他重新站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看清楚前面等着他的那一切时，他才明白，那十九年，不过是另一段更复杂故事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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