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每一位孕妈最大的噩梦。
2018年，江苏徐州的徐女士怀孕了，和所有人一样，精心选医院、按时产检。拿到6份超声报告，每一张白纸黑字都写明了“未提示胎儿异常”。
她和丈夫悬着的心一次次放下，满怀期待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然而，除夕之夜，当孩子剖宫产诞下的那一刻，现实对她露出了最残忍的笑容——护士把孩子递过来，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婴儿骶尾部有着一处花生米大小的赘生物，最终确诊为脊柱裂、脊髓栓系综合征。
6份“正常”的报告，如废纸一张。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随着她追查下去，发现每一张报告单的背后，竟然全是伪造的！自始至终，她带女儿做产检的徐州这家民营妇产医院，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医疗资质；就连最后报告单上的那些主检医师的签名，全都是伪造的。
报告单上不存在的医生，签的到底是谁的名字？
2018年初春，徐女士怀孕不久，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徐州市的一家民营妇产医院建立了产检档案。截至2019年1月，她在这家医院陆续做了6次产前超声检查，其中包含一次孕24周时的Ⅲ级产前超声检查。
你可能会问，什么是Ⅲ级检查？它在业内俗称“大排畸”，通过细致的B超扫描，排查胎儿是否存在严重结构畸形，是孕期最重要、最全面的一道防线。
然而，这6份产检报告在医生笔下都简单概括为四个字：未见异常。
2019年2月4日，那年的大年三十，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阵阵爆竹声，徐女士剖腹生下了女儿。还来不及回味做妈妈的喜悦，当医护人员仔细检查新生儿的身体状况时，大家发现了那个后来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赘生物。
不久后，转院至专科医院再次确诊，孩子患有“脊柱裂、脊髓栓系综合征”。这两个病通常意味着，随着身体发育，孩子可能会面临下肢瘫痪的风险，甚至终生无法控制大小便。
那个小小的人儿，在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得不在手术台上接受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看着怀里哇哇大哭的女儿，又看着堆在桌上厚厚一沓、结果皆标注正常的超声报告，徐女士的心像针扎一样疼。她仔仔细细一张一张地翻看，突然，那个一直被她忽略的底牌，被掀开了。
这所医院，根本没有资质去做Ⅲ级产前超声检查。6份彩超报告里所谓的专家主检签名，笔迹充满了漏洞，经鉴定并非医师本人签字。
签字可以伪造，但孩子的未来赔不起
“没有检查资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次检查是Ⅲ级产前超声？甚至都不提醒我应该去有资质的公立医院再复查确诊？”徐女士彻夜难眠，多次质询院方，都未得到满意答复。
2022年9月9日，夫妇俩以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侵犯他们优生优育选择权为由，将该医院诉至法庭。
在法院诉讼期间，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了专业的鉴定意见书。白纸黑字认定：医疗机构存在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徐女士丧失了产前检查出胎儿脊柱裂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措辞很谨慎，鉴定书中指出过错在其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仅为“轻微原因”。
但是，这份司法鉴定意见里，并没有深入触及无资质检查和伪造主检医师签字这两个对大众来说最严重的点。医院拿着徐女士曾经签过字的产前超声检查知情同意书当作护身符，与徐女士一家推诿扯皮。双方都不愿缴纳后续高昂的鉴定费用，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再深入查证。
2023年5月，一审判决下来，驳回了徐女士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
徐女士承受不住了，为了这个孩子四处奔走花掉大量积蓄。2024年2月，再被驳回再审申请后，徐女士已精疲力竭，但看着一天天长大、总要直面疾病后遗症的女儿，又咬着牙继续往更上一级申诉。
检察官出手追查，伪造签字终露马脚
2024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在复查监督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了医疗机构的相关资质问题。
“这么严重的脊柱裂漏诊，这家医院到底有没有权查？做检查的人资质合规吗？”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根据《母婴保健法》及实施办法，开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保健机构，需要有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许可，且从事产前诊断的人员须经过系统培训并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这两项硬杠杠，涉事的民营妇产医院一个都不达标。徐女士在孕24周接受的所谓“Ⅲ级检查”，它的操作人员和最终出具体检报告的两名工作人员，均不具备产前超声诊断医师的职业资格。
而且，在6份超声报告里，都存在伪造主检医师签字的情形。这就不只是业务能力不精的问题了，这已经触及了医疗事件里绝不能碰的那条红线。
检察院经过前后两轮严格的大数据模型筛查比对和实地走访核实后，将一页页证据材料固定了下来。
2025年1月15日，鼓楼区检察院正式向原审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书》，并指出医院在徐女士进行产前检查时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却并未如实告知其真正的诊疗资质范围，也未提前告知检查手段的局限性和风险。
赔了2.2万，但这远远不够
几天后，法院重新审理了此案。
结合新的证据链条，主审法官最终作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判决：徐女士就诊的这家民营医院存在明显医疗过错。尽管胎儿的先天缺陷并非由医院的直接行为所致，但是如果当时医务人员按规定严格规范操作，尽早发现问题，徐女士夫妇完全有机会在医生建议下获得“优生优育选择权”。
因此，这份再审判决考量取了个平衡。法院酌定由涉事医院对徐女士已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及部分精神损害抚慰金，承担30%的赔偿责任。
2.2万余元赔偿，虽然这永远无法弥合孩子脊柱上那道裂痕，但它作为一纸判决，至少告诉围观的每一个普通人——原来报告单上那些平常我们从不细细辨认的签名，也可能是一份虚无的“P图”。
医院收到再审判决后，又搬出老生常谈的一套说辞提起上诉。直到2026年3月30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医院上诉理由不足，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个家庭将近五年的苦苦挣扎，终于在法槌“咣”的一声落下后，画上了句号。
还有下一个“徐女士”在不知情中吗？
官司落幕了。
现在，快8岁的女儿又做了一次手术，好在她非常坚强，术后恢复得不错。可是这注定是一场伴随成长的战斗，因为医院当初留下的出院记录上，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冰冷的文字——病情终生存在复发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很可能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跳。她的一生，也许都将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在忍受疼痛中、在担心病情复发的焦虑里度过。
徐女士偶尔还是会翻开那一沓6份超声报告，即便后来知道上面许多签名都是伪造的，她还是拼了命地想从某行密密麻麻的小字里，找出那说明她可以为孩子做点什么的线索。
但她找不到。
看到这个事件的网友，留言最多的就是一句扎心的话：怎么还能在这种事上造假？ 是啊，怎么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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