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以“回收青春”见长的作者，不仅首次正面深入上海上世纪90年代的中学教育改革，更久违地落笔当前。她想问的是，自我是怎样被曾经的教育实验及理想主义的时代所塑造，友谊又何以未能在演变中存活下来？
激活“世纪之交”美学
13万字的《永结无情游》近日出版，距周嘉宁上一个长篇小说《密林中》已过去十年。这十年里，一切都在加速，我们见证了外部世界剧变，内心风暴的更迭之致密，不亚于新旧纪年法则的交替。对周嘉宁的创作来说，2015年以后，却是放慢下来的十年：精简语言，理解世界的方法经历拆后重建，保持真诚的“自我”洞察，迈入写作的成熟期。从《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到《浪的景观》的“中篇三部曲”，周嘉宁专心于青年时期的新世纪记忆考古学。在“80后”同辈的写作中，她用极具辨识度的明净风格，营造独属她的“世纪之交”美学。《永结无情游》从后疫情时期回望中学校园生活，是对这十年书写的集大成之作。这个以“回收青春”见长的作者，不仅首次正面深入上海上世纪90年代的中学教育改革，更久违地落笔当前。看似面朝过去，实则每一次回响，都在应答从过去绵延至今的，不断裂的“我辈”存在，也都向着更具韧性的未来再次打开。
较之一些多写跨代际、家庭或亲密关系的同辈作家，周嘉宁格外专注写友谊，亦有别于近年热度升温的“女性友谊”。中性化的青年朋辈的互相授权与共同成长独树一帜，贴近独生子女一代的某种典型情感经验——在没有血缘同伴的环境中成长，友谊承担了本应由兄弟姐妹关系分担的功能。理解周嘉宁笔下的友谊模式，还需放入上海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时代语境下的城市逻辑之中，新书所聚焦的教育改革，同样是“80后”成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周嘉宁在创作谈中写道，“我为老朋友们写了这个小说，写的却是友谊的失败，以及未曾间断的后悔和自省。”《永结无情游》是一本顿悟到“友谊并不长存，我们在断裂与激流中，承接彼此的灰心”以后的“失去之书”。周嘉宁从中提出一种更新过后的友谊理解：友谊的价值，或许不再依赖于地久天长；而在于它是否能在溃散之后，仍然给人提供养分与动能，去重新不占有地理解彼此，同时继续向前，获得自身认同与历史位置。
小说以“我”与挚友李明枝2010年的海岛游作为序章，李明枝在此次同游后消失无踪，在“我”三十岁往后的人生里留下永久疑团。其后的十一个章节，并没有朝寻人或揭示真相走去。“我”的叙事声音直接越过数年，在2025年与上世纪90年代中学教育改革的回忆之间穿梭折返。李明枝曾是遥遥领先全班的天才，“我”与李明枝、陈陆三人成为朋友的由来相当偶然，或许始于为备战全国竞赛共度的补课和课后游荡。或许，这段友谊，只是数学老师张继海不切实际的理想与激情催生的副产品。
在现在进行时的线索里，一场风波，故人重逢，另一条过去时的线索启动。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讲述，钻进上世纪90年代的校园空间和张继海家中，拂拭时代机运与个人际遇废墟上的灰尘。她想问的是，自我是怎样被曾经的教育实验及理想主义的时代所塑造，友谊又何以未能在演变中存活下来？
重拾对“幸福”的提问
直至小说结束，李明枝都没有再回来。让人在意的首先是1:11的篇章比例，这种“身首分离”的倾斜结构意味着，从讲述之始，“我”已全盘接受了失去的事实，压上所有懊悔与不解的重量。全书在这种承重角度下展开，一改周嘉宁小说惯有的轻盈气息。
但另一方面，承认失去李明枝的事实，代表不再逃避自己的主体责任。多年来“我”生活在李明枝的阴影里，未必没有产生过曲折的妒羡，在天才女友的光环衬托下，稍许庸常都能带来苦涩。但这阴影也为同行者提供庇护。书中写道，在两人长期不对等的相处模式里，“我”习惯了以李明枝为中心，自己仅做陪伴与见证。一味跟从，被动，旁观，使“我”置身安全地带，“却希望由她来承担更多责任。”所以，走出阴影，也即走出庇护，接受现实，担负责任。伴随叙述的铺展，“对失去的承受”也生长出新的理解，如荒原上植被复苏。众人在经历疫情后各有去留，“我”也慢慢迎来生活的复健，乃至友谊的新生。
借用海岛来形容《永结无情游》营造的时间－空间地形，上世纪90年代和2025年的时间两端，如同隔着汪洋的两岸。“我”的记忆和对记忆的讲述，像潮汐涨退，在跨世纪三十年的时间尺幅中来回拍打。2010年和李明枝的内心，始终是坐落于海心的小岛，孤悬如谜，遥难触达。从李明枝缺席的时间的一端，“我”一次次游向与李明枝、陈陆共度的时间的另一端，奋力划水，直到答案浮现——
“那段时间被无限凝练和压缩，又在之后的很多很多年里缓缓释放出能量，令我受惠至今。”
友谊的发生也许相当随机，友谊的危险在于它终将结束。但三人合力构造的地带，却绵延至今，提供了超越实体的积极连带与情感力量。从“接受失去”到“承认受惠”，带来积极的、创造性怀旧的发现，这无疑是书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认知。这其中有一种主动的伦理姿态：承认过去的人际关系对当下自我的构成性作用。承认逝去的友谊，仍然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不可化约的部分，甚至，参与建造了今日的“幸福”。
在小说里不同的时刻，“幸福”一词从美玉与梅口中自然说出，因为已久不被提及，使人发怔。这类盈满了世俗生命力和处事魄力的中年女性，是周嘉宁过去笔下少见的人物形象。经她们之口，古老的好尺度被擦亮，显出新鲜光泽，提醒主人公在“成功”与“失败”、“有用”与“无用”之外，尚有衡量生活意义的别样方法。具有浪漫疏离气息，又饱受挫败的年轻一代，总是“把幸福看成贬义词，碰到好的东西就赶紧躲开”。黄子平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幸福路线图》中提出四问，谁之幸福？何处幸福？如何幸福？幸福何为？20世纪中国文学对幸福更多地呈现为断裂、缺席与不满足的渴望。随着结构性的社会压力增大，寻求一种可控的轻量化幸福感则催生“小确幸”话语。但那种向内折叠，退守私人领域的主体状态，仍未能令人满足。《永结无情游》隐约照见“幸福”未完的故事：新世纪的“幸福路线图”要向何处去，与他人重建连接感的幸福故事，要如何往下讲？
周嘉宁对“实验教育”话题的兴趣，早有迹可循。2018年暑假，《基本美》出版后不久，我约周嘉宁做访谈。有一个问题关于21世纪初她在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的生活，她的回答却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学经历说起，“90年代后半期大概是实验教育最兴盛的时期，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一种改革的氛围下度过的，我也是在各种失败的实验班里一路长大的，却因此而遇见了几位非常不一般的老师。”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实验性的成长气氛，将规则变动视为常态，还有她使用“失败”的表述本身。“我所在的基地班是最后一届基地班。但我确实是在突破规则和制造规则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要深入这个话题，有必要回到“80后”文学与教育实验直接关联的血统起源。1999年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将包括周嘉宁在内的最初的一批“80后”文学新人推至前台。获得一等奖时，她还是上海育才中学的高中生，称得上是实验受益者，碰上了时代好运。从命名、定位、口号，“新概念”正面挑战语文应试教育与僵化的中学作文套路。在“萌芽新浪潮99冲击波”中冉冉升起的第一位文学明星，正是“七门功课不及格”、高中退学的韩寒。但保送名校、高考加分的奖励规则，甚至后来出现传授“新概念体”的作文补习班，从未令最火爆时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逃脱应试焦虑。周嘉宁最初的成名，或许是纯文学市场化改革与语文教育实验共同催熟的果实之一，但当初获奖的年轻人多在文学路上早早消失。而她持续写作至今，更多是自力的结果。
我想说的是，周嘉宁的写作向来隐伏一条从“教育”视角看待“80后”一代的成长与文学的问题线。从自发走向自觉，其反刍的慎重，表现为一种正面叙述的姗姗来迟。主人公与生于1982年的周嘉宁同岁，其求学轨迹与不少成长见闻，不难识别出虚构中的斑驳的自叙传色彩。《永结无情游》表明，创作者可能在事件发生数十年后，在“当下困境”与“往日资源”之间形成最佳张力时才找到叙事的入口。一旦找到入口，发动“自我”的社会历史动能，已是周嘉宁的特长。
《永结无情游》里所写，可以纳入教育改革史窥探一二。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高新科技产业和国际竞争对拔尖理科人才的需求迫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下，催生种种少年班、科技班、实验班，它们均承载着“面向21世纪”的国家人才战略意图。小说里张继海1992年在致远中学创办的实验班，“进取的幻觉”，他的计划能赢取校方和家长的信任，也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那时那地。”
小说不仅想问，实验与试错并举的时代环境，具体给“80后”带来了什么，还想重新推敲所谓成人、成才、成功的规范。时过境迁，当事人的说法互相解构，“实验失败”必须被放入引号理解。其中最关键的，是“优等”许诺的落空，大多数实验班同学都变成了越来越普通的人。“从未听说其中任何一个获得真正的成就……竟也包括李明枝在内。”2025年张继海再谈往事，却令“我”看似笃定的判断产生动摇。他承认选拔机制的粗率与自己教学方法的失败，却对学生和八成以上的重本率“好的结果”给出十分正向的理解：“你们中间大部分人资质出色，外加七年来不断获得外界的正向反馈，被强调说你们比其他人更优秀，你们心里多少也是认同的。因此最后高考出成绩很正常。”就连“我”多年所坚信实验班取消的原因，也意外得到新的解释：只是因为政策变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应试教育”讨论的升温，社会对“唯分数论”“高分低能”的反思深入，竞赛实验班面临精英筛选与教育公平的冲突。学生在人文素养、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薄弱，暴露出其与“素质教育”间更深层次的矛盾。
如果教育的本质关乎人格塑造，对差异与复杂的包容和理解力，那么实验年代留给学生的“失败”里，是否仍有尤为可贵的东西有待擦亮？甚至，有没有可能，就像哲学家阿甘本所理解的，“失败”根本不是消极否定。“无论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是为了成功；分给我们的命运就是失败：在一切艺术和一切研究中皆是如此，就像——尤其是——过好生活这门朴素的艺术中那样。如果我们能理解的话，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正是失败。”如何继续生活？答案是，带着失败的清醒，继续失败，并在失败中，守护那不可被剥夺的、生命的纯粹潜能。
模仿的人生有多少种活法
无论如何，故事必须另讲一遍。
实验班的同学培养出根深蒂固的交流习惯，有悖于外面世界的通行规则，后来“大多数人过得都不错”，实则忍受着内心的不适甚至应激。这一点在“我”和陈陆身上都很明显，甚至包括成为商业成功人士的黄超然，她只是找到了“模仿”的捷径。实验班的同窗长大成人后，散布在社会化适应障碍的光谱上：
“我观察下来，秘诀就在于模仿。当我们终于分开以后，便不得不开始模仿其他人行为处事的方式。我自己也是一样。模仿其他人社交，处理工作关系，说说小孩，谈谈八卦，直到结婚。结婚也是一种模仿，模仿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
少年时代起，李明枝就相当擅长模仿，似与黄超然的观点隔空应和。“模仿”指向一种将模范生活等同于“成功”的简单置换，其深层逻辑却是对社会规则未经思索的盲从。被让渡掉的，是寻找真正认同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与践行的过程。就随波逐流的“我”的求学、工作、婚姻而言，这一发现同样相当具有解释力。“我们过去合力仿效的是一种图景。工作，住房，健康的生活，良好的关系。”却从未认真追问这种模范生活图景的由来，与自己有多少切身关联。意识到了模仿的人生，还要不要继续这样过下去？
模仿并不能解决深层的孤立。黄超然说，“表面上很轻松就糊弄过去，本质上却很难和其他人建立有效的沟通。”人与人能否、如何彼此坦诚，迈过重重差异与障碍，建立真正的沟通，周嘉宁对此怀有旷日持久的执着和耐心。那么，友谊呢？在起初的十几年里，“我”与李明枝的共同经历也好，忽近忽远的相处模式也好，究竟是真正的友谊，还是也掺杂了对友谊的模仿？
多年以来，“我”将爱与友谊视作反面，认为爱是“激流与断崖，布满各式各样的陷阱”，消散是正常的，而误以为友谊地久天长。其结果却相当吊诡，“我”将爱人排除在友谊之外，忽视了自己在亲密关系里也“建立过相当重要的生活”，甚至，以看似维护友谊的动作里丢失了最重要的朋友。代表友谊的拉丁词语“amicitia”，从爱的词语“amor”衍生而来，爱催生了友谊，但是友谊比爱更困难，也更难确认。“定义爱要比定义友谊更容易，说‘我爱你’而不失真诚，要比说‘我是你的朋友’而不让欺骗的疑云笼罩我们的话更容易。”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曾耗费了他们大量时间的数学，其深层奥秘偏偏“描绘的是确定性消失后的世界”。只是张继海的教法，让大多数人过早地丧失了对数学之美和非确定性的好奇，却意外地代偿出了实验班众人对竞争的厌恶，对挫败过于早熟的耐受力。也许，除了李明枝。也许只有最聪明也最擅长模仿的李明枝，率先借数学穿透了样板生活的雾障，尽管她也同样深陷结构性的时代困境里。所以，在经历两人关于未来分歧的争吵后，她在海岛上说：“但我想的是，不应该只有一种活法啊。”
事实上，整本小说都是“我”在用自己后来的活法，逐渐趋向“确定性以外”，去理解当年的李明枝。“我”与李明枝的友谊，甚至是在她消失以后才真正开启的。阿甘本在《朋友》中说，友谊并不是两个人的“是”的相加求和，而是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是”。自我和朋友是这个“共同－分有”的两面，“朋友不是别的我，而是一种内在于同一性的他者性，是同一向他者的生成。”
“友谊”的哲学构造，因此为故事讲法提供另一番解释。梭罗道出“友谊总在告别朋友后才开始”的时差诡计，“总是要等到朋友们开口道别，我们才真正开始与他们相伴相随。”所以不必执着于寻回李明枝，联系到小说结尾处“放生藕”的场景，“放生”是尊重自由，不去占有，为“我们的朋友找到一处最好的安身之所”。“没能找到告别的地点”是因为无须告别，也无须浪漫化地重归于好。朋友可以藕断而丝连，貌离而神合，也可以永结无情游。
永结无情游，是周嘉宁给出的含蓄而开放的答案：在承认失去的同时，让失去之人与物，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正如李明枝的消失没有带走那些连接。青春期形成的友谊之致密，因为保留了原始的情感负荷，足以在后续的生命中被反复调用，甚至成为时间连续性的形式一种。再次听到那首和李明枝一起从电台点给陈陆的歌时，仿佛“回到楼梯底下被隔绝开的空间里，再次与李明枝共度一分钟”。
在分析普鲁斯特式的回忆时，德勒兹所用的那个化学结晶的譬喻令人难忘。如他所说，作为艺术构造的回忆并非是要恢复过去，而不如说是面向未来的学习过程。往日岁月，如同海水。小说用不计其数的“记得”“想起”“忘记”与“记错”编结回忆的过程，就像向海里投入一枚枚籽晶（crystal seed），扰动池水，簇生出一连串的结晶来。“记忆经由一再的捕捞和讲述，磨损与修补，多少被赋予我个人的意志，由此改变了形态。”投掷籽晶的力度，混合了当下的困惑、过去时代的愿望。尽管“我”一再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心中没有愿望的人。《永结无情游》同样可以读作一个关乎“学习”的故事：贯穿了90年代的教育改革浪潮落幕以后，曾经培养拔尖人才的热望，改造世界的蓝图或许一一落空，但真正的学习，才刚刚开始。
此外，小说中一个有意味的技术策略是，周嘉宁让选择性铭记与选择性遗忘反复登场，故人在聊起往事时，总是在互相纠正，“你记错了”，“不，是你记错了。”陈陆大概是小说里记性最不好的人了。多年来他招呼大家庆祝实验班选拔面试纪念日，却不记得作为插班生的“我”从未参加这场考试。他反复回忆与早逝的同学杨的旅行，却忘记与自己同行的其实是“我”和李明枝。反复纠正陈陆无果后，“我”不再纠正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是我将陈陆反复描述的记忆占为己有。”无须一一列举失忆、错记的例子，更需要去问的，为什么写作者要刻意暴露记忆的不可靠？除了记忆建构机制的本质，记忆退行，似乎也留下了隐喻。
为何周嘉宁写的是中年，却全无书写“中年危机”的陈旧腔调？在她笔下，年龄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中年也与青少年相互渗透，乃至相互再造的关系。陈陆重返童年的小岛时，分明已经是中年人，“我”却还能在他身上看到中学时代的身影。“他看起来明明不过是中学生模样，但又确确凿凿是个中年人了”，“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人的形成不是覆盖，是不断叠加和渗透的进程。”——我们在此稍作停留，小说中出现这类“现在才知道”“后来才明白”后设时态，无一不在提示，当年我不知道。一种区别于学校教育的自我教育，始终存焉。这正是周嘉宁想强调的另一类“教育”，或者，另一种更为珍贵的学习。
小说尾声，那个在故事伊始串联小说复杂人物关系的校园天台重新开放，“我”作为科幻杂志的新任主编，被奥利邀请去参加植物小组的活动。奥利是黄超然的女儿，这样的下一代，也是周嘉宁小说里前所未见的人物类型。在天台上，“我”获得了河道附近生活四十年却从未有过的新视角，“不断代入水流、蛙、石块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时，突然想起，与乐栋一起放生藕的场景。
在这一幕里，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植物与自然意象达成叠合。植物小组教给我“彼此供给和循环的交互网络”，将“朋友”的理解再次推向辽阔。“我”理解了自己与张继海的友情，他与老郑的友谊。“我”想与奥利成为新朋友，也想与植物、河流、石块成为新朋友。
这一结尾意味着什么？从昔日的实验班，到今天的植物小组，从“我”到奥利给同一份科幻杂志的投稿，都传递出代际之间某种奇妙的往复循环与能量转化。如果说当年的实验班，是封闭室内充满挫败、压抑与煎熬的解题训练；那么，植物小组则是在户外环境中开展的自然观察与探索。后者则更为开放，松弛，也更为平等。奥利的小说也像植物，全然不顾创作教条，随意蔓延。她塑造的角色模糊了性别、年龄甚至物种差异，“平等对待每一株植物，灌注以感情，使它们得以在不可能的虚构中存活。”生于2008年的奥利这一代，可以自由地使用上一代人创造的条件，炮制新的世纪复古，却不必被这些遗产所束缚。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个人性或系统性的难题，所以要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别忘了，奥利的科幻小说同样是“在失去朋友以后才写下的”。在这里，人物与创造她的周嘉宁，跨过虚实边界，温柔有力地，悄悄握了一下双手。看来每一代人，都要经历失去友谊，也都有各自的领受与荷承。好在同样参与循环的，除了伤心不解，还有对自然的好奇，对知识的热爱，对超越功绩的人际连接的渴望。上一代人有过的愿望，又在下一代人的叙述里，获得了新的、更多样的生命形状。小说尾声，两个朋友消失的尽头，也正通往新的入口，那个地方“不是故事终结的地方，而是宇宙起始之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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