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安局待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足够让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眼神冰冷、习惯隐藏在阴影里的中年人。我的日常工作隐秘而枯燥，绝大多数时候是在海量的数据、监控和跟踪汇报中寻找蛛丝马迹。在旁人眼里，我或许只是个平庸的机关公务员，按时上下班，寡言少语。但只有系统内部的人知道，“老沈”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我从未失过手。不论是隐藏得再深的境外间谍，还是手段再高明的网络渗透者，只要被我的组盯上，收网只是时间问题。
我以为我的余生都会这样过下去，直到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一张照片打破了我维持了二十年的平静。
那天，专案组的气氛异常凝重。一起涉及核心军工企业机密泄露的案件追查了半年，终于锁定了关键嫌疑人。对方代号“水手”，极其狡猾，几次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切断线索，人间蒸发。
“沈组，‘水手’的最新落脚点抓到了，在西郊的一个废旧仓库附近。这是最新拍到的高清正面照。”侦查员小刘把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放在我面前。
我端起茶杯，顺手拿过照片。
只看了一眼，我的手指便猛地一颤，滚烫的茶水泼在手背上，我却毫无知觉。
照片上的男人大约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他微微低着头，眉宇间有一道淡淡的伤疤，眼神里带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与警惕。
太像了。
不是像别人，而是像我失散多年的亲弟弟，沈明。
五岁那年，母亲带我和弟弟去逛庙会。人潮拥挤中，母亲只是转身付个钱的工夫，拉着我衣角的小明就不见了。那之后的几年，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最终积忧成疾，在我上大学那年撒手人寰。临终前，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干枯的眼角流下最后一滴泪，她说：“小远，把弟弟找回来。”
后来我考入了公安大学，毕业后因为各方面成绩优异被选拔进国安局，很大一部分隐秘的私心，就是希望能借助更强大的系统找到弟弟。可二十年过去，无数次比对，无数次希望落空，我都快放弃了。
“沈组？您没事吧？”小刘注意到我的异常，疑惑地问。
我深吸一口气，将翻涌的气血硬生生压了下去。二十年的职业训练让我一瞬间恢复了面部表情的平静，我把照片反扣在桌上，淡淡地说：“没事。锁定具体位置了吗？”
“锁定了。他租了那附近的一间民房，晚上七点，他会去西郊仓库和上线进行最后的资料交接。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这次他绝跑不掉。”
“好，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带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近乎残酷。
小刘走后，我重新翻开那张照片。我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个已经泛黄的旧相册，里面有一张我们兄弟俩唯一的合影。照片上的小明只有四岁，缺了颗门牙，笑得傻乎乎的，左侧眉骨上也有一个浅浅的印记——那是他两岁时从床上摔下来留下的缝针疤痕。
而照片里的“水手”，在同样的位置，有着一模一样的伤疤。
我的心像被一只巨手狠狠地揪住。我从未想过，我找了二十年的家人，竟然成了我亲手布置的法网里，最重要的一条大鱼。
下午六点，天色擦黑，天空开始飘起冷雨。
我和四个队员埋伏在距离西郊仓库五十米远的一辆面包车里。车内很安静，只有对讲机偶尔传来的沙沙声。
我看着窗外的雨丝，手心里全是不易察觉的冷汗。二十年来，我抓过无数人，有穷凶极恶的，有执迷不悟的，也有在抓捕瞬间痛哭流涕的。我从未对任何一个目标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因为我知道，在国家安全面前，任何个人情感都微不足道。
“各小组注意，目标出现。”对讲机里传来外围观察哨的声音。
我转过头，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向外看去。
一个高瘦的身影正顶着风雨快步走来。他拉高了夹克的领子，走得不紧不慢，但每走几步就会敏锐地观察一下四周。这种警惕性，是长期游走在黑暗中的人才有的本能。
我的视线紧紧锁在他的脸上。越来越近了，二十米的距离，在路灯微弱的光线下，那张脸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那就是小明，虽然长大了，轮廓坚硬了，但他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微微内扣的姿势，和父亲一模一样。
“沈组，‘水手’已经进入一号捕歼位置，是否收网？”小刘的手已经按在了车门把手上，转头向我请示。
我看着那个在雨中显得有些单薄的身影，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如果我现在下令收网，他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审判，他的一生就彻底毁了。而如果我稍稍迟疑，或者故意制造一个微小的漏洞，以他的警惕性，或许能逃出去。
“沈组？”小刘的声音抬高了几分，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在国安局的二十年里，我做过无数次决断，没有一次超过三秒钟。可这短短的几秒钟，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理智疯狂地拉扯着我，告诉我他是国家的敌人；而我的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泥沙俱下，哭喊着告诉我他是你找了二十年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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