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武汉大学做了一件本该稀松平常但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事：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人们只需刷身份证，就可以从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不例外。
一所大学让人进去了，这居然成了新闻。点赞之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开门”竟成了需要勇气的事？
从2023年7月“全面预约”，到2024年9月“周末免预约”，再到如今“全面免预约”，武大花了将近三年，走完了一条从关闭到敞开的回归之路。这条路本来不需要走，走了总比不走强。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所百年学府仅仅是恢复常态就赢得一片喝彩，我们离真正的大学精神，到底还有多远？
校门口那道闸机拆掉了。但那是容易的部分。真正难拆的，是横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甚至大学自己心里的那道“墙”。
拆门容易拆“墙”难
武大这次开放，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它是在争议中做出的决定。
近两年这所百年名校过得不太平，负面舆情此起彼伏，一些应对方式也饱受关注。在这样的压力下，校方没有选择“惹不起就躲”——没有陷入“一有争议就收紧、一遇压力就封闭”的条件反射。这份定力，值得尊敬。
澎湃新闻评论说得好：“真正的名校气度，不需用‘高墙大门’设防，而在于顶住干扰、守护初心、斯文不坠，敢于坚持做正确、有益的事。”武大用行动证明，开放不是对舆论的妥协，而是对大学本分的坚守。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那些仍在观望和抗拒的高校，表面上的理由很一致：安全压力、秩序维护、管理成本。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武大开放后确实出现了周末食堂爆满、游客爬树拍照、自媒体蹭流量等现象。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会不会乱”，而在于“愿不愿管”。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早已开放，并未出现类似问题。区别不在于流量大小，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
更深层的问题藏在另一则新闻里。
就在武大宣布取消预约的同一天，内蒙古一家媒体进入内蒙古农业大学采访。随机询问的5名学生，全部反对校门常开，理由包括“校外人员抢占校内资源”“扰乱秩序”“治安隐患”。这些学生很可能是在疫情期间入学的，从未经历过真正开放的校园。他们天然地认为，封闭才是常态，开放反而是风险。
这才是最让人忧心的地方。当一代大学生把围墙当作理所当然，大学就已经在失去它的灵魂。物理的围墙可以一夜拆除，心理的围墙却需要一代人才能消解。而那些选择继续观望的高校管理者们，当他们用“保护学生”的名义紧闭校门时，其实是在固化这道心理围墙，让更多的年轻人习惯封闭、恐惧开放、拒绝与社会的真实互动。
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评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高校紧锁校门背后，是一种“懒政”惯性的现实表现。封闭式管理最省事，一关了之、一堵了之，不需要精细化管理，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管理者既缺乏主动探索的动力，也畏惧创新可能带来的责任，索性选择最简单的“一刀切”。
但这不是我们期待大学该有的样子。如果一个社会最应该培养独立思考、开放包容精神的地方，自己却选择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你让走出校门的学生如何去面对一个远比校园复杂得多的真实世界？
公立大学，谁之“公器”？
这个问题，本不该有争议。
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是公立大学，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办学经费。大学里的山水草木、图书典籍、学术氛围、人文气息，本质上都是公共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写得明明白白：“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
但现实是，这道法律条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束之高阁。
2020年疫情发生后，入校预约登记制从应急措施扩展为全国标配。跟进者不仅有清华、北大等重点院校，也包括大量地方院校。这些措施在疫情期间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疫情结束后没有及时取消，反而异化为常态化制度。
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被一些管理者当作了收紧校门的契机。等风浪过去，他们却不愿意把权力交还给公众了。
不过，变化正在发生。2024年以来，一批高校先后取消了预约入校制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的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纷纷放松限制。武大宣布取消预约后，武汉多所高校迅速跟进：华中师范大学拆除了校门的灰蓝色闸机，市民自由出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也允许公众登记后直接入校。
清华原博导郑毓煌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花了一个多月，跑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35所高校，回来发了一份“校门开放程度排行榜”。A档——不用预约、刷身份证就能进的有22所，里面有武大、上海交大等7所985和10所211。他走了三十多所学校下来，“差不多一半已经允许公众不预约就能进”。高校的校门，确实在松动。
但另一组数字就没那么乐观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调查说，到2023年底，只有46.26%的“双一流”高校发布了面向社会的开放政策，真正落实的也只有52.38%。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双一流”还在对公众关门。郑毓煌还发现，有些普通二本院校封得比名校还严实，“名校在开放，普通院校反而更封闭”，这个反差挺讽刺。
那些仍在关门的高校，真正的顾虑无外乎三个：安全责任谁担？教学秩序如何保障？管理成本谁出？
一位高校保卫处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校园不是公共场所，学校对校内人员的安全负有责任。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种担忧背后，是把“安全”等同于“封闭”的思维惯性。仿佛只要把人关在外面，就不会出事。但实际上，安全的核心不在于“挡”，而在于“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东校区刷身份证进入，西校区连身份证都不需要，教学秩序井然，至今未发生任何安全事件。这证明开放与安全并非天然对立。
说到底，安全责任的问题，是一个“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的问题。大学生基本都是成年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担心“校外人员入校违法犯罪”，那么大学生在校外的马路上、餐厅里、广场上活动，安全是否也要由校方兜底？校园开放之后，校方完全可以将安全责任与属地警方共担，出现重大案件交由警方处理，小的纠纷冲突由保卫部协调解决，这才是权责对等的治理思路。
一道门，隔开的是什么？
比起安全与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校门长期紧闭带来的最大损失，或许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一种。
郑毓煌在清华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时，课堂上曾经有一个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旁听生。这个学生表现优秀，被郑毓煌邀请加入研究生组会，后来保送至清华读研，毕业后又由他推荐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深造。如今，这个当年蹭课的旁听生，已经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教授了。
郑毓煌感慨地说：“反过来想，如果当时大学的校门关闭或申请非常困难，这样的故事就很难发生。”
这样的故事，原本是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一部分。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校门四季常开，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著名作家沈从文报考北大落榜后，留在北大旁听数年，由此开启文学之路。哲学家冯友兰晚年回忆当年的北大，语气里满是怀念：“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
那是一个没有门禁的时代。没有森严的校门将求知者拒之门外，知识像空气一样流动在城市的街巷里。五四运动的火种，正是从这样一所真正向民众敞开的大学中点燃的。郑毓煌尖锐地发问：“换成今天，沈从文大概连校门都迈不进去，更别说找一张课桌坐下来听课了。”
这句话让人听了如当头棒喝。
我们现在总是鼓励不要“高考一次定终身”，提倡终身学习的理念。但如果连大学的门都进不去，这扇机会之门从何谈起？开放大学校园，正是给那些渴望知识却被某种门槛挡住的人，一个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一个中学生走进大学图书馆，可能就此埋下求学的种子；一个创业者溜进一场学术讲座，可能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一个外校学生推开一间教室的门，可能就此改变人生的轨迹。
这些年，名校的课堂越来越精致，生源越来越整齐，培养方案越来越标准化。但那个曾经允许旁听生、蹭课者、流浪学者存在的大学，那种野蛮生长的、充满可能性的知识生态，却在标准化管理中渐行渐远。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开放的校门，更是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
大学拥有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学术氛围。这些资源如果只服务内部人，就是一潭死水；流向社会，才会变成活泉。正如郑毓煌所说：“如果一所大学连参观的人都吸引不来，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在少子化浪潮将至的时代，这句话值得所有高校管理者深思。
没有围墙的大学长什么样？
如果跳出国内的争议，去看看世界一流大学是怎么做的，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些最顶尖的学府，往往也是最开放的。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园大部分区域在工作日对公众开放，无需任何身份证件即可自由进入。它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门，每栋教学楼直接面向街道。
MIT的核心价值观里有一条叫“Belonging+Community”——大学属于社区。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MIT的图书馆、餐厅均向社会开放，部分体育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定期举办免费或低收费展览。
2001年，MIT更是启动了开放课件运动（OpenCourseWare），将几乎全部课程资料免费在线发布，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哈佛大学同样如此。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门卫把守的大门，公众可以自由进出。哈佛和城市没有明显界限，街道穿校而过，校舍与民宅相邻。这不是因为没钱建墙，而是因为校方认为，围墙只会给扩建添麻烦，更会割裂大学与社区的血肉联系。
牛津和剑桥则是“城市即大学”的典型。没有大门、没有围栏、没有门禁，学院散布在城市各处，街道就是校园，草坪就是课堂。公众可以自由进入学院庭院和公共空间，无需身份核查。两校的哲学是：知识不在封闭楼宇，而在流动的空气里。
斯坦福大学占地33平方公里，比很多小城市还大，因为面积太大，建墙花费巨大且无必要，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围墙。学校甚至提供免费的校园步行游览，由学生担任导游，每天定时开放，8人以下团队无需预约。对了，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愿自由之风劲吹）。
这些国际顶尖学府的共同做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物理开放，内核守护。
它们的公共空间，包括草坪、广场、庭院、部分餐厅和博物馆，都对社会敞开，来者不拒。但核心功能区域，图书馆（特别是善本室、自习区）、实验室、学生宿舍，设有二道门禁，校外访客不能随意进入。这种“分级管控”模式，既保持了校园的开放气质，又保障了教学科研的核心需求。
国内开放较早的高校已在实践类似模式。同济大学允许校外访客刷身份证入校，同时将宿舍、图书馆等重要区域设置二道门禁。开放和管理，从来不矛盾。矛盾的，是有些管理者不愿费心设计精细化方案的心态。
有人可能会说，国外大学开放是因为社会秩序好、人口素质高。但这个逻辑经不起推敲。2019年之前，大多数中国大学的校门也是敞开的，周边居民进校园散步、遛弯、锻炼，从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能不能开”，而在于“想不想开”。
开放不只是“让人进来”
开放不是一放了之，更不等于把校园变成景区。
武大全面开放后遇到的挑战，恰恰说明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当然，武大是极少数网红名校，属于个例，大多数的高校并不会成为旅游景点。针对武大开放后的瞬时流量高峰，郑毓煌也给出了应对方案：食堂不开放或单独开设社会窗口，高峰期限流，加强安保巡逻。“这些都可以通过管理手段解决，不能成为不开放的理由。”
从已开放学校的经验看，至少有四条路径可以走通：
一是分区管控，将校园划分为开放区、半开放区、严控区，让“开放不越界、共享不扰民”；
二是分时限流，工作日优先保障教学科研，周末节假日适度放宽；
三是多元共治，高校联合社区、公安、志愿者构建治理体系，把大学开放纳入社区治理大框架；
四是文化赋能，开放不止于“让人进来逛逛”，更可推出校园文化讲解、公益讲座、科普展览，好的开放不是把大学变成公园，而是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
说到底，大学开放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教育理念问题。著名教授陈平原说过：“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没有围墙。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一味将学生当作需要被保护的温室花朵，将安全和秩序等同于关门大吉，反而会妨碍人的成长。大学的使命不是制造隔离，而是打破隔离。一所真正有自信的大学，不会害怕与社会的接触，反而会在这种接触中，让知识找到扎根的土壤，让思想获得检验的场域。
拆墙之后
写到这里，我想起郑毓煌那个播放量超过一千万的对比视频：哈佛校门敞开，无保安，自由出入；北大门口戒备森严，普通人无法进入。评论区吵成一片，有人骂他“汉奸”“卖国贼”，有人说他故意抹黑。但郑毓煌说，他做这件事的初衷很简单：“我只是想证明，开放是可以做到的。”
他走了35所大学，给出的结论是：多数大学已经能够敞开大门。这个结果比他预想的要好，也比我预想的要好。
从武大的三级跳跃，到华中师大的拆除闸机，再到22所A档高校的刷身份证即入，中国高校的“开门潮”正在由点及面。开放的浪潮也许有快有慢，但方向已不可逆转。
武大在争议中毅然选择全面开放，展现了一所百年学府应有的定力与襟怀。但也必须承认，拆掉有形的闸机容易，拆除无形的“心墙”要难得多。这需要管理者克服“怕担责、图省事”的惯性，需要在校师生走出“封闭即安全”的舒适区，更需要全社会重建起大学与社会之间应有的信任纽带。
大学之“大”，不在围墙之高，不在门禁之严，而在包容之广，在思想之深。珞珈山高，东湖水碧，梅园春早，樱顶檐飞——愿武大迈出的这一步，成为更多高校推开校门的序章。
拆墙之后，我们期待的不是一个景区，而是一个真正属于所有人的精神家园。
No.691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梁云风
参考资料：《武汉大学打开大门，以开放拆掉“心墙”》，澎湃新闻/沈彬；《校门“松绑”前曾征求意见：武大取消入校预约前后》，南方周末/翟星重；《武汉大学取消入校预约：大学对外开放当成常态》，南方周末/王兢；《刷身份证就能进武大，你身边的大学呢？》，澎湃新闻；《一位清华原博导的“校门实验”：开放大门给热爱学习的人一次机会》，新京报/郭懿萌； 《专访“校门实验”发起者、清华原博导郑毓煌：我走了全国35所大学，发现多数能敞开大门》，红星新闻；《郑毓煌：“校门实验”之后，这是中国15所高校的开放程度排行榜》，凤凰网，《高校敞开大门，不能“欲开又止”》，新华每日电讯/邱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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