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楚公共部门工会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并不容易，直到我看到那群美国收入最高的铁路工人走上了罢工警戒线。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成员争取最优厚的待遇。工会的制度设计如此，他们也确实把这件事做得无可挑剔。以连接纽约郊区与市区的长岛铁路为例，那里员工的平均年薪已经达到121646美元，比纽约市80394美元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整整高出了50%。工作规则更是让工程师们有机会在同一天驾驶不同类型列车，或者送完旅客再把车开到维修车间时，拿到双倍甚至三倍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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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超过300名长岛铁路的员工，在基本工资之外每人还赚到了10万美元的加班费。这笔额外收入又会推高他们最终的养老金数额。按照规定，服务满30年后，55岁就可以开始领取。对于工会成员来说，这样的回报体系当然是好事，甚至好到让绝大多数美国劳动者难以想象。但真正买单的，是纳税人和通勤者，他们有理由问一句，这笔交易到底公不公平。

州长凯西·霍楚尔确实对工会有所抵制，但她还是迅速以未曾公开的条款结束了那场罢工，这意味着巨额的加班费支出、昂贵的劳动规则和臃肿的养老金体系仍将纹丝不动。在蓝州和蓝城，这是公共部门工会拥有惊人政治力量下的寻常操作。但这一切并非注定无法改变。强大的工会之所以能持续存在，是因为美国大约30个州通过了与公共部门工作者进行强制性集体谈判的法律。

问题在于，如果这个过程真在推进共同利益，那倒也无妨。但现有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工会例行坚持的那些薪酬方案和劳动规则，一直在消耗公共部门的运行效率和实际效能。简单说，法律没能把工会的激励方向与公共利益对齐。这已经成了大问题，尤其在我们那些最具活力的城市苦苦挣扎着，想要提供好学校、有效治安和高品质公共交通的时候。

改革早就该来了。幸运的是，这件事依然有实现的空间。对于许多工会成员而言，集体谈判法的存在理由再明显不过。有位长岛铁路的工程师在罢工时说，这份工作的培训过程长达一年多，包含多次考试，有些笔试困难重重，他们具备极高的专业资质，因此坦率地讲，这笔钱是他们应得的。

这个“我们应得的”论点，公众该如何看待？在市场经济里，薪酬本身并不取决于劳动者抽象地认为自己该拿多少。工资的连接点，其实是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