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以为，难民在营地只待两三年。实际数字是21年——比你读完小学到大学的时间还长。孩子们在营地里出生、在营地里长大，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但除了学校和饮用水，几万人的临时城市里几乎没有生活可言。Jan van Hövell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才18岁，2004年，他作为联合国难民署实习生，抱着一只足球走进加纳的布杜布拉姆难民营。
“糟糕透顶的系统。”van Hövell回忆说。一个实习生，一只球，面对几千个无事可做的孩子。“我是那个带足球来的人，我们一起踢球、打成一片、度过快乐时光，”他在阿姆斯特丹Mews Unfold大会上说，“但我也是那个把球带走的人。我意识到这不可能是解决方案。”只带球来玩一圈，跟什么都没解决一样——他走了，几千个孩子还是几千个孩子，一只球都留不下。
这个画面卡在他脑子里十几年。他从法学院毕业，进了阿姆斯特丹一家顶级律所，做了五年并购，按任何标准衡量都算成功——高薪、体面、精英圈层。但他清楚自己完全不适合这条路。2016年，他辞职，给联合国难民署的老联系人写了一封邮件：“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难民营，跟社区一起找出那里缺乏体育机会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答应了。
创业阶段他需要养活自己。解决方案是带上耳机和混音台，在婚礼和企业活动上当职业DJ。白天跑难民营项目，晚上接活打碟，就这么撑到2019年正式注册成立KLBU——斯瓦希里语里“俱乐部”的意思。这家社会企业做的事情说起来不复杂：在难民营里建体育俱乐部，每个俱乐部核心是一座改造过的集装箱，装上太阳能板、WiFi、电视屏幕和音响系统。集装箱旁边连着一个小型“体育图书馆”，居民可以借球、排球网、象棋、跑鞋，用完归还，几千人可以共享同一批装备。
“他们需要装备，需要球，需要球网，需要合适的衣服。学校有了，饮用水有了，但就这些东西，仅此而已。”van Hövell说。全球1.2亿被迫流离失所者，数字还在涨，营地里能提供的援助只够让活着，远远谈不上生活。KLBU想做的是在生存底线之上，给回一点正常——哪怕只是踢场球、下一局棋、一群人围在电视前看场比赛转播。
扩张速度超出预期。KLBU现在在肯尼亚、孟加拉国、约旦、巴西和毛里塔尼亚运营着10座俱乐部，但等待名单上还有20个营地排队。“联合国和难民署几乎每周都来找我们，问能不能去墨西哥、乌干达、津巴布韦、马拉维，”van Hövell说，“工作量巨大。”最考验运营能力的是孟加拉国的考克斯巴扎尔——全球最大难民营，超过一百万罗兴亚人聚居于此。单一固定站点根本覆盖不了所有人，KLBU跟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合作，部署了一个可移动集装箱，在整个定居点内巡回服务。
合作伙伴名单比想象中更能说明商业世界的态度变化。阿迪达斯基金会、建筑事务所MVRDV、酒店科技公司Mews、阿姆斯特丹街头服饰品牌Filling Pieces都签了合作。Mews成了KLBU在巴西博阿维斯塔最新站点的头号赞助商，那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庇护所所在地。van Hövell的目标是让KLBU成为全球会员最多的体育俱乐部，超过拜仁慕尼黑。这个目标放在几年前听起来像疯话，但现在他有10个实体俱乐部、20个正在排队的营地、以及一个开始把难民社区当用户而非受助者来对待的商业合作网络。那只2004年被他带走的足球，终于找到了留下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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