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我坐在妈妈那辆蓝色小面包车后座，车子行驶在阿尔伯塔山麓的牛仔小道上。我问了一个问题：“印第安人现在还存在吗？”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妈妈轻笑时有些尴尬。我知道妈妈和我是原住民，因为外公是。可我在西部片、漫画和电视里看到的印第安人，涂着战漆，像野蛮人一样呼喊。而妈妈家里的人，都是牛仔和女牛仔，穿得和电影里完全不同。那时候我还分不清，恐惧和困惑正在我心里打架。
十三岁，外公去世了。妈妈说起外公和他母亲的关系时，语气里总带着不自在。我当时和妈妈亲密无间，想不通为什么外公和他母亲做不到。在那之前，我过的基本是白人的生活：在斯托尼纳科达和楚蒂纳人的土地上打冰球，看卡尔加里牛仔节，和布莱克福特人，以及后来我才意识到的离散梅蒂斯人和混血人群一起。除了妈妈那边庞大的家族和某些不太光鲜的地方，我几乎没想过自己是原住民。我甚至不知道梅蒂斯是什么，只知道不住在保留地的我，不算是“真正的克里人”。我一度以为，妈妈和我身上那点原住民的血统，随着外公的离世，已经彻底消失了。
这个想法像一扇关上的门，把我和某个部分隔开了。直到我得知外公和舅公都曾是寄宿学校的学生，才明白家族里那种对种族话题的回避、那种说不清的羞耻，不是凭空来的。殖民的回音在每一代人身上震荡，而最让我惊愕的是——我们竟然为自己被殖民过而感到难堪。原来，自认“不是真正的原住民”，本身就是一种创伤后的自我保护。否认身份，是因为承认太痛。
外公去世后，妈妈艰难地为他填写原寄宿学校幸存者共同经历赔偿金申请表。在学校里，我学过一点关于寄宿学校的事：那是政府强制、教会运营的机构，用残暴手段逼迫原住民儿童融入敌对文化。有的孩子被绑架入学，有的受到理应信任的基督徒男女的性和精神虐待，有的被同辈伤害得体无完肤。许多孩子回到家时，在自己祖辈的文化里成了异乡人。寄宿学校留下的创伤层层叠叠——寿命缩短、自杀、酗酒成瘾、贫穷、羞耻——这些影子在我家某些不被提及的角落，一直存在着。最“成功”的寄宿学校，是让幸存者为自己身为原住民感到羞耻和混乱。当我知道外公就是其中一名幸存者时，我终于明白：我们也是“真正的”原住民。不是身份复活了，而是我一直有，只是被藏进羞耻的暗箱里。
这些暗箱里还装着外公对曾外祖母的埋怨。他去世前跟妈妈说，他怨母亲把他和弟弟送进寄宿学校，觉得那是遗弃。但妈妈的记忆里，曾外祖母和儿子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自然。我不禁想，那个做出这个决定的原住民母亲，处于怎样的困境：或许别无选择，或许在殖民暴力下自身难保，或许她也是更早一代创伤的承受者。当羞耻像传家宝一样递到下一代手里，爱就会扭曲成责备。外公的怨，未必指向一个罪人，更像是指向一个所有人都在替罪羊的体制。可他不愿承认，因为承认了，就必须触碰自己身上那层被烙下的“不够好”。我们家族里的人都是牛仔，勤奋、坚韧、寡言——这完美地回应了主流社会的期待，也同时掩埋了身份中最需要被看见的痛。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五岁时那个问题冒出来的场景：蓝面包车、牛仔小道、后视镜里妈妈的表情。那微妙的尴尬里，有她作为混合身份者的两难——既不能在孩子面前承认“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带来的恐惧，又无法彻底否认自己母亲的来处。她笑，是一种缓冲，也是一种回避。而我把这份回避吸收进体内，学会了不问、不想、不说。很多原住民家庭都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孩子天真发问，却撞上大人还没来得及整合的伤痛。于是孩子学会察言观色，学会合上嘴巴，学着做一个不那么“印第安”的人。
可是，假装不存在并不能让创伤消失。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后代，继承了被消声的习俗、被打碎的联结、被羞耻裹挟的记忆。外公已经不在了，但那份羞耻感曾让他与母亲隔阂，也曾让我差点把自己的根源一并埋葬。好在，当我翻动这些历史，把自己五岁的困惑和十三岁的否认拼接在一起时，我看见了一条隐形的链条——羞耻如何传递，如何在每个节点寻找出口。如今我再问“印第安人还存在吗”，答案变得清晰：我们不仅存在，还一直在这里。只是有时，我们藏在对自己的怀疑里，以为这些生活方式、这些痛楚、这些说不出的失落是个人软弱，其实是代际创伤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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