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中国自明朝起开始落后于西方”的观点，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元璋个人原因造成的。但有朋友有不同看法，认为西方自古以来在科技、逻辑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中国在这方面远远不如，所以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并非“从明朝开始”，而是“一直落后”，或者，至少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我承诺会对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写一篇文章以回应，就是今天这篇。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确实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国都比较重视人才，新思想新技术层出不穷。老子、孔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到今天都仍然散发着光芒；《墨子》对很多物理现象和原理进行了记载和总结；先秦的管仲、杨朱等人对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思想都有探讨甚至付诸实践。这一时期的中国先贤，跟希腊城邦以及罗马的先贤比起来是不逊色的，至少也是“各有所长”。
随着秦制帝国的建立，皇权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密，社会越来越失去活力，先进的思想被扼杀，技术的进步也变得缓慢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跟西方“形而上”的总结科技原理和哲学思辨比起来，中国更注重记载科技现象、总结实用经验，没有上升到进一步提炼为“形而上的原理”、“普遍的规律”的程度。
但是，以上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在那段历史时期就落后于西方。
秦制，在最初并不能说是一种反动的制度；“存在即合理”，秦制帝国的存在当然也有其合理之处。
人类文明始终面临人类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但秦制帝国出现的那个时代，无论东西方的人类，对地震、火山等天灾基本没有办法，没有采取积极手段去应对天灾的能力。 秦制帝国出现的时代，人类文明能“做点儿什么”去应对的威胁主要是人类内部的威胁，确切说是农耕文明代表着更文明的群体，他们可以做点儿什么去应对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这些“更落后文明”的威胁。这一点，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
为了应对“蛮族”的威胁，就得增强文明的战斗力。增强文明的战斗力有两种途径：加强创新制造出好武器；改进社会组织能力。在这方面，东西方点了不同的“技能树”，东方点的“技能树”就是秦制帝国模式。
社会的自由度越强，创新能力越强，但其军队的战斗力不一定比“没有自由度的军队”更强。秦制帝国对社会严密控制，可以最大限度榨取社会的人力物力以供应战争，确保后方社会秩序不乱；秦制帝国的军人没有自我独立精神，完全听从军官指挥，以“愚忠愚孝”思想洗脑培育的军人为了君王作战悍不畏死，以“愚忠愚孝”思想洗脑培育出的农民可以为了国家的战争甘愿奉献一切。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对任何外敌来讲都是令人畏惧的。
更严密的组织和更强化的思想控制打造出的军队，甚至能对武器装备更先进但组织程度逊色、官兵思想更自由散漫的军队打出“碾压局”。秦灭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秦国的科技文化不如东方六国更先进，秦军主要用青铜兵器，东方六国有不少军队都装备了铁兵器；但秦国通过一套更强化的可以发掘国家战争潜力以及激发士兵战斗欲望的机制，把秦军打造成了虎狼之师，最终灭了东方六国。康熙在雅克萨战争击败俄国也是这样的例子，抛开俄军比清军的后勤补给线更漫长这个因素，当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和堡垒修筑技术是比大清强很多的，但大清胜在“秦制模式”拥有的更强的组织能力、士兵更愿意“为君王奉献一切”的战斗精神，从而克服了武器上的劣势，战胜了俄国人。
对比中西方历史，我们能看到，秦制模式的中华文明直到遇上了实在“战斗力爆棚”的蒙古帝国，一直能扛住蛮族的威胁而文明不灭；而西方的文明国家，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古印度，都遭到了蛮族的攻灭，他们确有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科技理论，但无法转化成保家卫国的战斗力。
在明朝之前，人类没有进入现代文明时期，技术进步呈现三个特征：技术进步极为缓慢或者说基本停滞，一个秦朝人如果昏睡一千多年到宋朝再醒来，他会发现社会变化并不大，他很快就能熟悉，他的表现绝不会像1966年昏睡到2026年醒来的人见到新世界之后那么惊讶；科技理论与应用之间鸿沟巨大，科技很难直接转化成生产力或战斗力，比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希罗就写出了《气学》这本阐述“蒸汽可以作为动力”的书，能用来指导瓦特的蒸汽机，但在当时，这种理论只能是无用的“屠龙之术”；新技术就算出现，但新技术的复杂度不高，学习新技术的门槛不高，比如马镫的发明对骑兵有着革命性影响，马镫发明之前没有重骑兵，项羽和关羽其实都是站在地面上打仗的，因为没有马镫的话骑在马上使不上劲，骑马只是用来行军。但马镫一旦被发明出来，技术剽窃实在太容易了。
这种情况下，秦制帝国没有必要“放松社会管制，让民众获得自由度，以得到技术创新”，因为这是得不偿失的。技术进步慢，相当于停滞，哪怕放松管制给民众自由，憋几十年上百年可能也憋不出一个有用的创新成果；技术理论很难被实际应用，秦制帝国就会认为技术理论“无用”而不去重视；再说了，就算秦制帝国不搞技术创新，别的国家搞出了技术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复杂度不高，秦制帝国可以凭借“举国体制”迅速把新技术剽窃过来，以秦制帝国的社会严密组织程度和对民众的“忠君洗脑”，再加成剽窃来的新技术，迅速形成比技术的原创者更强大的生产力和战斗力。
这就是为什么秦制帝国把道德伦理学、人际关系学作为显学的原因，根本不重视科学原理、数学、逻辑学等。很多先秦时期的科技著作因为没人在意就湮灭失传了；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基本靠“有钱有闲”的人的“个人爱好”，比如祖冲之、秦九韶，完全不能形成系统性的学科。
这就是为什么大清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大清在一开始并不慌张的原因。他们是有底气相信“中体西用”的，因为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秦制帝国无需原创新技术，当与新技术邂逅，秦制帝国凭借“举国体制”迅速就能把新技术剽窃过来，然后加成在“秦制帝国”模式上，让新技术焕发出比原创者更强大的威力，击败原创者。大清认为西方的新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是表面上的“术”的层面，而“秦制”才是“道”的层面，大清只要学了西方的“术”，用秦制“以道驭术”必能战胜西方，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只不过，明清两朝时期，西方进入了现代文明时代，而中国仍在古代，无论科学技术还是社会治理都产生了“质的落后”了，秦制帝国一直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中体西用”就再也不会发挥作用了。康熙跟牛顿差不多一个时代，乾隆跟华盛顿差不多一个时代，但给人的感觉上，康熙和乾隆是古代人，而牛顿跟华盛顿就是现代人。
衡量一个文明先进与否，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国家的战斗力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秦制帝国阶段，中国历史上有一轮一轮的乱治循环，但强汉、盛唐、富宋等时期，中国的国力是强大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不低的，让西方来华的商人、传教士等羡慕的。
所以我说，中国是从明朝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明朝以前，虽然中西选择的“技能树”不同，但东方选择的“秦制”这棵“技能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堪用的，当大家都在“古代社会”的时期，从实用性角度讲，东方的秦制也“很能打”；但到了明朝，当西方从“古代”进入“现代”，自由、创新的作用变得无比重要，创新的速度大大提升，科学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迅速加快、新思想对社会制度的改进也能迅速实施，在同一时期，本就带着僵化基因的秦制却被朱元璋推到“对社会控制更严密，对思想的钳制更强、对自由的扼杀更狠”的层次，让社会一潭死水，没有自由，没有创新，再加上后来“清承明制”，在进入现代社会上，中国落后于西方数百年。
历史上，秦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确实“玩得转”，正因为“玩得转”才会有“成功经验”让东方帝国上上下下对这种模式产生了“自信”，落入了“范式窠臼”。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大清统治者还妄想着“秦制”能继续发挥“举国优势”，实现“中体西用”，那就只能是妄想、只能注定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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