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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修正主义不只是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他们的活动重点是社会活动，而且具有范围广、声势大、不间断的特点。
一是借助政府高官、经济界和实力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力及财力，来散布自己的主张；二是不惜同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三是把触角直接伸向社会基层、团体和学校。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凶残、暴戾、丧失人性的“代表作”，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的铁证，同时，还是历史修正主义急欲美化“大东亚战争”，推翻东京审判历史结论，唤起日本人“自豪”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真实存在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
自80年代初，田中抛出：
他们在铺天盖地般抛出各类著述的同时，更注重社会宣传和社会活动，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讲演会、集会，其中最甚者是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召开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
这次集会成为历史修正主义大出风头的舞台，也是他们借以扩大影响，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次最淋漓尽致的表演。就在这次集会前不久，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作出败诉判决，历史修正主义分子欣喜若狂，立即打出“南京大屠杀捏造，审判胜诉”之类的标语，故意把东史郎的民事审判等同于南京事件的政治审判，而幕后操纵原告桥本光治的势力，就是南京事件否定派的死硬分子板仓由明等人，桥本的辩护律师高池胜彦也是个典型的南京事件否定派、“日本正论会”成员，曾多次出席“自研会”的讲演会，还作过“南京没有大屠杀”的专题报告。
另外，因诽谤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李秀英而被送上法庭的也是此人，最后以赔偿精神损失费而灰溜溜收场。
围绕着南京事件，历史修正主义的另一活动重点是为南京事件的最高责任者、时为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翻案。其中最活跃分子当属田中正明。
田中从1933~1942年期间，作为松井的秘书一直追随其后。为了美化当年的主子，推卸南京事件的责任，进而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田中先后编撰了《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松井大将与兴亚观音》、《南京事件与大亚细亚的悲剧》等，甚至不惜伪造历史，任意篡改了松井的日记，引起史学界大哗。
其人仍不思悔改，只要有机会，就喋喋不休地吹捧松井“主张日中亲善提携”，“为了亚洲的复兴”，“闻知有少数人违反军纪、风纪的报告时，非常感叹”，下令“整饬军纪”，“颁布严肃命令”，“为战死的中国军人慰灵”等。
此外，田中还伙同原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组织一个“兴亚观音会”，在热海伊豆山的“兴亚观音神社”内，树立一座由前总理吉田茂书写的“七士之碑”，即把东京审判处决的东条、松井等七人誉为“七士”，另设有悼念1068名被处死BC级战犯之碑，还有一座“大东亚战争战死者之碑”。
“兴亚观音会”每逢日本战败投降日、A级战犯被处决日都要来这里悼念亡灵，以寄托他们念念不忘“大东亚圣战”、为战争亡灵扬幡招魂的历史情结。
历史修正主义之所以猖狂泛滥，同日本政府、议会、执政党中的部分政治家顽固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休戚相关的，也可以说，是这些政治家公开或幕后，主观或客观支持及怂恿的结果。
在“自研会”成立之前，为了反对国会作出“战后50年决议”，自民党就成立一个“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后更名“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由“失言大臣”奥野诚亮为会长，在此前后，自民党议员还成立有“靖国关系”的三个委员会以及“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新议员联盟”。
这些由日本政要和官僚组成的团体，几乎都毫无顾忌的打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旗号，公开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批判“自虐史观”和反“黯黑史观”的政治主张。
如“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在结成《趣意书》中就指出:
不仅如此，这些政治家还“率先垂范”，或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或屡放厥词，即便跌到台下也不知改悔。这一切，无疑成为历史修正主义猖獗泛滥的动力之一。1995年8月15日，自民党推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其中的执笔者大多数是“自研会”及后来的“编纂会”、“昭和史研究所”、“正论会”的成员，这也是90年代以来历史修正主义同自民党最早合作的发端。
奥野诚亮就曾直言不讳地说:
此后，历史修正主义者经常受到政治家团体的邀请，或到会讲演，或同政治家共同集会，尤其藤冈、西尾、中村、田中等人更是屡受邀请之幸。
还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修正主义同政界、财界的串通，不仅扩大了影响力，而且在财力上也获得了幕前或幕后的强有力的支持。
这从“编纂会”的会员中，引人注目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的名单就可以一目了然，诸如鹿岛建设、三菱重工、住友金属、三菱银行、横滨银行、昭和飞机工业、日野自动车等数十家之多。
难怪，西尾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纂会”动员全国会员以免费的形式到处散发，在东京某居民区，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费的该书邮件，东京中野区，教育长在召开区属学校校长开会时，也免费向与会者发放了该书。“编纂会”如此慷慨，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是不可思议的。据粗算，这笔费用当超过1亿日元。
可见:“编纂会”的运动确实受到保守政党和财力的强有力的庇护。
历史修正主义不仅同政府上层人物串通一气，还运动地方议会，敦促他们作出反对现行教科书，清除“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决议，截止1998年3月，经他们运动的35个都道府县中，有10个县级议会(相当省级)采纳或部分采纳了他们的“陈情”，另有42个市区町村级议会也不同程度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书或宗旨书。
历史修正主义与右翼团伙合作的最明显例证是电影《自尊》的出笼，由右翼团体青年自由党(其头目中村功也是“编纂会”成员)出巨资，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加濑英明等人积极参与、策划而出笼的。
另外，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的办公址便是青年自由党提供的银座大楼。历史修正主义受右翼团体之邀登台讲演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诸如藤冈、中村、田中富士信夫等都是右翼团体邀请的常客。1997年2月3日，小林的漫画集《战争论》出版后，数十名狂热分子涌向东京街头游行鼓噪，右翼的街宣车也出动助威。1996年12月，中学教科书执笔者及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教育出版等几家出版教科书的会社都收到恐吓信，在此之前，右翼团体就到处散发传单，扬言要“歼灭亡国的教育者”和“偏向的卖国势力”。
无独有偶，也是1996年12月，在一次有良知的学者同藤冈氏的公开辩论后，驳斥藤冈意见的发言者在会后都收到了恐吓信，而藤冈自然不会收到这类的恐吓信。
历史修正主义除上述活动外，还由中村粲出面搞了一个“违法教科书诉讼原告团”，发动中小学生及家长，以教科书充满“自虐”内容，使学生们受到伤害为由，向法律机关提出诉讼，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从1998年3月迄今，这种诉讼活动已进行了至少15次之多。
此外，攻击舆论机关也是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活动之一，主要由“日本舆论会”和“正论会”担当，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内也设有一个“思考NHK会”。“日本舆论会”于1991年成立，原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为名誉会长，三轮和雄为会长(首任会长柴田正)，富士信夫、名越二荒之助为理事。
正论会”是产经新闻社的组织，小堀桂一郎、渡部升一是该会的骨干。
1996年春，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以及世界和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催动下，日本中学教科书开始出现从军慰安妇的内容，这是战后以来日本首次把从军慰安妇编入教科书中，谁知却引起朝野各界右翼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抵制。
首先，由知识界历史修正主义团体冲上前沿，围绕着教科书中的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揭开了第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序幕。担当这次攻击教科书的两员主将就是“自研会”和“编纂会”。这两个团体都是以大学、中小学教师为主体，以各地新闻记者、作家、画家等知识界人士为骨干，与教育问题紧密关联，可以直接影响和干扰教育界，加之他们的社会活动频繁，讲演会、集会不断，宣传历史修正主义的书籍、小册子、传单、漫画等源源不绝的发行，已初步形成了干预政府决策，影响民心向背的政治力量。
1996年7月20日，“自研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的攻势，并召开“自研会”全国成员大会，胡说什么“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的公娼行为”、“强制慰安妇纯属捏造”、教科书中出现慰安妇内容“对学生没有益处”、意味着日本人“好色、淫乱、愚劣”，坚持要把从军慰安妇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并在学术活动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与学者身份不符的社会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活动。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些人称：
所以，必须从教科书中删除。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他们声称，迄今，“所谓强掳(慰安妇)的目击者证言一份也没有”。
如果像韩国宣传的那样，有8万到20万的韩国女性被日本官方强掳的话，这在当时肯定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破坏了“内鲜一体”的理想，一定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反日暴动吧。
此外，他们还否认“三光”作战的存在，称“是中国方面随意捏造的语言，不是我军的用语”等。
紧接着，“编纂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募集会员，召开全国或地方性的“学术讨论会”、讲演会，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散发传单、小册子等。
有数据统计，从1996年6月至1999年末，“编纂会”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开了560次之多的“学术讨论会”、座谈会，仅1999年一年的保守统计，就达250余次，除去节假日，几乎每天都有这类活动。
藤冈氏更是四处奔波讲演，有媒体记载的场所除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外，还有名古屋、静冈、高松、广岛、冈山、熊本、福冈、和歌山、旭川、扎幌、甲府(山梨县)、松山(爱媛县)等，可以说，日本列岛各地都留下了其人活动的身影。
藤冈及其“自研会”成员的《教科书没有教过的历史》、《被污蔑的近现代史》，西尾的《国民的历史》、《国民的麻木》(与藤冈共著)，小林的《战争论》、《台湾论》等相率出台，这些通篇洋溢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和民族傲慢”的历史修正主义货色，一时间充斥着各家书店。发行量达数十万之巨。
更严重的是，以尊皇敬皇、恢复大日本帝国宪法为主要宗旨的各右翼团体也登上了前台，与“编纂会”等团体沆瀣一气，甚至采取恐吓、威胁的黑社会手段，更为“编纂会”、“自研会”等修正主义团体的活动撑起一张黑色的保护伞。
从1996年7月开始，发行教科书的几家出版社及执笔者都先后收到右翼团体发来的100余封恐吓信。同年10月29日，40余辆右翼街宣车出动，围在几家发行教科书的出版社周围，狂呼“滚出日本!”，“杀掉你们!”等口号。
这以后，几乎每隔一二天，右翼团体就出动捣乱，威胁出版单位和责任者收回或订正教科书。1997年4月8日，右翼活动呈现顶峰，来自日本各地的180余辆右翼街宣车集结大阪，对大阪书籍出版社、朝日新闻社以及大阪府、市政府机关展开所谓“抗议活动”，用高音喇叭叫嚷“删除教科书中慰安妇内容”，“粉碎大阪书籍(出版社)”，“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不许否定父辈的历史”等。
1996年12月中旬，7家教科书出版社和执笔者相继收到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冥士飞脚”的恐吓信，内中表示“要用民族的血”，粉碎“偏向敌国的卖国势力编写的自虐教科书”，指责被恐吓对象“构成阴谋颠覆国家罪”等。
1996年9月7日，另一家颇有势力的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也开始了攻击教科书的具体行动。他们首先发出“保卫学生，排除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呼吁，接着，北从北海道，南至鹿儿岛，掀起了“纠正教科书偏向”的全国运动，鼓吹“纠正历史教科书的偏向记载”。
人们还记得，“国民会议”早在1986就推出了《新编日本史》，成为掀起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的主将。《新编日本史》尽管受到国内外的抗议和反对，还是得到政府当局的支持而获得“合格”通过，1997年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改称“日本会议”。“编纂会”教科书出台后，为了造成声势，扩大舆论和采用率，“日本会议”与“编纂会”等团体联合组成“制定新教育基本法会”和“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号称结成“统一战线”，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展开了大规模的“编纂会”教科书采用促进运动。
另外，反动电影《自尊》的出资者、日本颇有势力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自由党”头目中村功也是“编纂会”的骨干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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