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律师突然联系到你：一位久未谋面、与你并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突然离世，给你留下一笔完全出乎你意料的遗产。你会拿这笔钱干什么？
先别忙着觉得这是拼好饭中毒前的最终幻想。
当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情节，真实地发生在美国著名作家、狂热观鸟爱好者乔纳森·弗兰岑身上时，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决定：把这笔钱花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地球的尽头，南极。
| 乔纳森·弗兰岑，美国小说家、随笔作家。1959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出版有小说《纠正》《自由》《纯洁》，随笔集《如何独处》等。
至于为什么非得是南极？理由大致如下：
为了告别：
纪念留给他这笔特别遗产的沃尔特姑父。
为了看鸟：
作为观鸟者的弗兰岑实在狂热，而南极的鸟又实在稀有奇特。
为了焦虑：
弗兰岑深信全球变暖的危害，觉得必须在“南极融化前”去看一眼。
为了爱情：
相处多年的女友曾深情表白：“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世界上任何你一直想去的地方。” 而他暗想，如果两人能在无处可逃的海上共度三周，那余生他们也就能够在一起面对任何事了。
虽然后来这趟旅程并没有完全如愿（具体原因先卖个关子），但这趟为期三周的极地之旅，依然让忙碌于世俗的他静下心来。在冰冷的世界尽头，他逃脱了日常，痛快地观鸟，在怀念故人的同时，也细细思索着关乎我们所有人的爱与未来。
*以下节选自同名随笔集《地球尽头的尽头》，篇幅有限，略有删减。
为了让这位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加州人更容易接受南极洲，我决定用沃尔特的钱预订最豪华的行程——为期三周的“《国家地理》杂志林德布拉德邮轮”探险之旅，前往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付了定金之后，只要我和加州女友聊起这个话题，总是会不自在地开玩笑，说起那里冷得要命的天气和南极海域汹涌的波涛，这些都是她自愿承受的。我不断安慰她说，一看到企鹅，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但到了支付尾款的时候，她却问我们能不能推迟一年再去。她母亲的状况不太稳定，她不想离家太远，万一有事来不及赶回去。
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也略微有点不想去了，完全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提议去南极。“在它融化前去看一眼”这种想法，未免太令人沮丧且自相矛盾：为什么不干脆等它融化，让它自己从旅行目的地清单中消失算了？这片“第七大陆”过于遥远，开销昂贵，普通旅行者难以涉足，它这种勋章般的地位也让我不以为然。
诚然，南极能看到很多非凡的鸟类，除了企鹅，还有像白鞘嘴鸥和在全世界最南端繁殖的鸣禽南极鹨这样的奇特物种。但南极的鸟种总数相当少，而且我也已经接受无法看尽世上所有鸟类的事实。我能想到的去南极洲的最好理由，是“我和加州女友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俩早就明白，我们最理想的度假时间就是三天。我觉得如果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周，完全无处可逃，我们或许能发现自身的全新潜能。于是我同意推迟一年，自己也搬到了圣克鲁斯。后来加州女友的母亲摔了一跤，情况不容乐观，她更不放心让母亲一个人待着了。事已至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应该再给她的生活添麻烦，便告诉她不用陪我去南极了。幸运的是，我的二哥汤姆刚刚退休，他是世上另一个我能想象与其在小船舱里共度三周的人，可以顶替我的女友。我把预订的大床房改成了双床房，还订购了保暖橡胶靴和一本图文并茂的南极野生动物指南。
但即便这样，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还是没有勇气开口承认自己要去南极了。我一直说的都是“看样子我是真的要去南极了”。汤姆说他很激动，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不真实，也越来越没有那种期待的兴奋劲儿。或许是因为南极让我联想到死亡——全球变暖正让南极的生态面临死亡威胁，而我自己终将一死也意味着去得太晚就看不到南极了。但我开始分外珍惜和加州女友日常的生活节奏——早晨看见她的脸庞，晚上听见她探望母亲回来开车库门的声音。打包行李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因为钱都花了，才不得不去这一趟。
一九七六年八月，圣路易斯，一个凉爽的傍晚，我和父母在露台上吃晚饭。母亲起身去厨房接电话，很快叫我父亲去听。“是伊尔玛。”她说。伊尔玛是我姑姑，她和沃尔特住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因为我记得我也去了厨房，站在母亲身边。父亲打断了伊尔玛说的话，好像在生气似的，冲电话里大吼道：“伊尔玛，我的上帝啊，她死了吗？”
沃尔特和伊尔玛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和他们并不熟。我母亲受不了伊尔玛——她坚称伊尔玛被她父母宠得太厉害，我父亲因此受了亏待。沃尔特是一名退役空军上校，后来当了高中辅导员，虽然他感觉上比伊尔玛可亲得多，但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自费出版的一本高尔夫球箴言录，《博大精深的高尔夫球》（Eclectic Golf）。他送了我们一本，我也读完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什么书都读。我见得比较多的人，是沃尔特和伊尔玛的独生女盖尔。她是个高挑靓丽、热爱冒险的年轻姑娘，在密苏里州上大学期间经常过来看望我们。她前一年刚刚毕业，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威廉斯堡找到了一份银匠学徒的活计。伊尔玛打电话是来告诉我们，去俄亥俄州听一场摇滚音乐会的路上，盖尔在大雨中独自开了一夜的车，她的车在西弗吉尼亚一条狭窄多弯的公路上失去了控制。那几个字伊尔玛显然说不出口，但我们知道，盖尔死了。
我当时十六岁，已经懂得死亡是什么。然而，或许是因为父母没有带我去出席葬礼，我并没有为盖尔哭泣或者悲伤。相反，我有种感觉，觉得她的死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的头脑——仿佛我对她的记忆网络被什么可怕的针头烧坏了，如今形成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一片充满本质上的残酷真相的空间。这片空间太过险恶，头脑清醒时人绝不会进入，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就在一条心理警戒线之后，那就是我可爱的表姐再也无法起死回生。
意外发生一年半之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读大一时，母亲有天转告我，伊尔玛和沃尔特邀请我去多佛过周末。母亲严词要求我必须去。在我的想象中，多佛的房子正是我脑中那充满残酷真相的空间的现实化身。我惴惴不安地前往，那栋房子果真一步步证实了我的担忧。它像一座官邸般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得令人窒息。垂到地板上的窗帘挺括有力，每道褶皱都一丝不苟，仿佛在告诉人们，盖尔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都无法打乱它们分毫。姑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像窗帘一样硬挺。深红色的唇膏和厚重的眼线把她的脸衬得更白了。
我上大学期间又去看了他和弗兰两次，他们还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和婚礼。之后的很多年，除了寄寄生日卡片，以及听我母亲讲述（语气中透露着她对弗兰的厌烦）她和父亲纯粹出于义务，去佛罗里达州的博因顿海滩看望他们的经过，我和他们几乎没有来往。弗兰和沃尔特搬到了那里，住进了一个环绕高尔夫球场的公寓楼群。但在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癌症已经难以挽救之时，发生了一件奇事：沃尔特迷上了我母亲。
这时的弗兰已经因阿尔兹海默症精神错乱，住进了养老院。由于我父亲生前也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沃尔特便打电话给我母亲，寻求建议的同时也渴望得到同情。据我母亲说，沃尔特后来自己去了一趟圣路易斯，他们二人发现，这是他们首次独处，却发掘出彼此之间如此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乐天派，都和一个顽固而阴郁的弗兰岑家人结婚多年。他俩就此坠入一段目眩神迷、其乐融融的关系，爱意随之萌发。沃尔特带她去市中心她最爱的餐厅，之后他开着她的车，却把一块挡泥板蹭到了停车场的墙上。略带醉意的二人傻笑着，约定平摊修车费用，不许告诉任何人。（沃尔特后来还是告诉了我。）在他这次到访后不久，我母亲的病情加重，她前往西雅图，在我二哥汤姆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但沃尔特计划去西雅图看她，延续二人初燃的爱火。在对彼此的感情上，他依然向前展望未来，而她则苦乐参半，为自知已经错失的机会伤感不已。
是母亲打开了我的双眼，让我看清沃尔特是个多么值得珍视的人；是沃尔特在我母亲突然离世后，因未能再见她一面而心生的失望与悲伤，开启了我和他的友谊之门。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她，以及那种爱的意外之喜；他也需要有人理解，失去她是何等的切肤之痛。因为我自己在母亲的最后几年中同样意外地体验到了对她突如其来的钦慕与爱意，也因为我拥有大把时间——没有子女，离了婚，工作不稳定，如今双亲也都不在了——于是我成了沃尔特倾诉的对象。
弗兰岑去往南极，抵达地球的尽头，却发现哪怕最特别的观鸟体验、最美的景色、充满奇遇的旅程，也比不上与人的联结，比不上想要拥抱身边人的愿望；设想一个危机四伏的未来，思考地球尽头的尽头，发现我们能做的，只有更加珍视平凡的、微小的，甚至荒谬的事物——毕竟，还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为之而活。而即使在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新生的爱也在不断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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