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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培养高素质的涉外仲裁人才，既是我国仲裁事业行稳致远的基础工程，也是服务国家涉外法治战略的迫切要求。近年来，香港和北京已同时跻身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地前五名。根据2025年8月报道，全国有仲裁机构285家，仲裁员6万多名。司法部2025年9月发布，近五年来，我国办理涉外仲裁案件1.6万件，2024年受理案件数和标的额较2020年分别增长了100%和136%。如何让涉外仲裁人才源源不断地“长出来”，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原文：《让涉外仲裁人才从本土课堂上“长出来”》

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仲裁研究院周一帆

图片 |网络

差距在哪里？

我们可以把中国顶尖仲裁专家放在全球坐标中进行比较，以2024年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推荐的中方专家名单和由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s）法律评级机构推荐的2025年全球最抢手仲裁员榜单为例进行考察。首先，在教育背景方面，中外高水平仲裁专家都出自顶级法学院，但发展路径明显不同。外方专家往往在多个国家长期深造，能在不同法域间自如切换；我们更多是“国内深造+海外短期学习”的模式，深度整合有所不足。这背后有历史原因：仲裁在普通法系国家有深厚传统，而中国涉外仲裁起步较晚，在这一领域的积累需要时间。

其次是从语言差距上看，中国专家几乎全部是“汉语+英语”双语能力。而在全球顶尖仲裁专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能熟练使用至少三门语言。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要进入拉美、非洲法语区等法律领域，语言是第一道门槛。

最后是看办案经验。我国专家在跨境商业仲裁、并购争端等领域经验丰富，但执业重心仍主要在内地仲裁机构。这在涉及国际争端案件中的差距尤为明显：我国作为当事方的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21个统计案件中，均未指定中国籍仲裁员参与审理。缺位的背后是经验和话语权的双重短板。

培养环节的问题

2022年，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启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在全国20所高校开设了国际仲裁方向。这个项目立意很好，但运行以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实务课程没落地。培养方案里的实务课程不少，但上起来还是老师讲、学生听的老套路。内容上，常规商事仲裁和投资仲裁讲得多，数字治理、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涉及少。在双语教学方面，有的学校会实施全英文授课，而有的学校由于学生听不懂而改为中文授课，实际教学效果参差不齐。

二是资源供给有缺口。学生如果想查阅国际仲裁案例，会发现图书馆里的数据库大多是通用类型，专业的仲裁数据库覆盖不全。这使得学生寻找一手资料费时费力。

三是实习就业存在堵点。目前学生实习主要靠本地的仲裁机构，各地资源差异大，培养质量也参差不齐。多数高校还没有与国际顶级仲裁机构建立合作，学生缺少海外实习培训的渠道。据笔者调研得知，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并不打算在未来从事涉外争议解决工作。这不完全是意愿问题：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知名律所通常要求多年以上工作经验，毕业生刚出校门就会被挡在这一门槛之外。培养出口堵住了，人才流失就难以避免。

人才培养要依靠课堂实践

笔者认为，未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出路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理想信念不能丢。涉外仲裁人才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法律竞争的力量，政治立场和职业伦理是底线。高校可以在思政课里增设涉外法治内容，在职业伦理课程中设置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律师诚信义务等方面内容。

第二，培养体系要健全。实务专家入课堂不能浮于表面，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招生选拔、课程设计、毕业答辩、就业指导等环节充分联合共建仲裁机构的实务型导师，形成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同时，相关学科建设也要跟上。当前，仲裁法学长期依附在国际法学之下，课程体系零散。已有专家建议，把仲裁法学设为独立的二级学科。

第三，前沿课程要跟上。要打牢学科基础，特别是对非法学本科学生，应先把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础知识学扎实，再学习仲裁专业内容。专业学习也要分层，先学习国际商法、国际投资法，再学习商事仲裁、投资仲裁。

第四，语言能力要升级。鼓励学生参与英文模拟法庭竞赛，或者学习起草仲裁申请书，准备英文庭辩。可以试用汉语、英语、非通用语对照的方式开展教学，让学生在巩固英语能力的同时拓展多语种能力。

第五，实训要真练。要为校内模拟仲裁庭配置好师资和数据库。校际之间也可以联合举办训练赛，请仲裁员当评委。要打通海外实习渠道，与国际商会（ICC）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等国际机构建立合作，设立专项奖学金，支持学生走出去。

第六，就业路径要打通。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应该分阶段接受职业指导、再培训和面试指导，最后一对一对接岗位。可建立涉外仲裁人才储备库，由高校和仲裁机构、律所联合选拔培养人才，考核合格者可正式录用或推荐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