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19世纪中期横空出世后，产生了悠远而持久的影响。当“一个幽灵”从泰西之地拂过五湖四海，谁能想到，这一点星火，竟将燃成燎原之势。下列四位“播火者”，在各方大地上点燃起星火，终成一场跨越国家与时代的百年薪火，照亮历史研究的漫天光焰。
我接触弗兰茨·梅林（1846—1919），与接触马克思、恩格斯（下简称“马恩”）同时。1959年秋，我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刚进大学校门，就上了一门全新的课程：《马列主义基础课》，首选的就是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课余读了梅林写的《马克思传》，这部经典使我加深了对马克思的崇拜。后我入业西方史学史，梅林就成了我砚田之“常客”。记得我校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新世纪初，举办颇具兴味的“十哲学家对话十史学家”的学术会议，我的对话题选中了“弗·梅林与唯物史观的传承”，会上对话很爽气，会后成文很满意，题名《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唯物史观的传承：由弗兰茨·梅林说开去》。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得益于欧洲早期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在这曙光初照的年代，正是群星闪耀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等。
梅林确是这场燎原之势最初的“点火人”，他有力地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首次梳理了工人运动的历史脉络，而《马克思传》更是以生动的笔触，引导我们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行。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如《莱辛传奇》。正像恩格斯所说的，此书是对“普鲁士传奇堡垒的第一次正规围攻”，以扎实的史学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确立了最初的学术范式。
这火炬传到了俄国，当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接过它时，俄罗斯的天空正被沙皇的阴云笼罩。他奋力前行，在流亡中思考，在风雪中跋涉，将唯物史观的火种播撒在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上。他在62年的生命历程中，从革命民粹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又转向孟什维克主义。前期，他作为俄国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业绩昭著。1883年他创立“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组织基础，此后足足20多年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而奔忙，硕果累累。他在我国学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地址的信》等名著中译本广为流传，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精彩阐解和宣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这里就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为其的传播作点补白。今重览这部名著，那引人瞩目和生动的句子瞬间映入我们的眼帘：
“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任何意志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
“要是克留帕特拉皇后的鼻梁生得矮一点，历史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是在必然过程交叉点上出现。”
“每一个真正显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普氏深谙欧洲历史、西方史学和当时学界现状，因而全书高屋建瓴、驳论透析、旁征博引、结构严密、文字幽默，凸显他的史学才华。今日读来，依然令人称羡。
当这火光闪耀到东方的上空，映照在红楼的窗棂上，一位中国学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放言，埋下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这“播火者”就是李大钊（1889—1927）。
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学界首次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它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从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他进而比较了孔多塞、圣西门和蒲鲁东等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把经济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这是现代中国史学上的开创性贡献。
2021年放映的《觉醒年代》，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叙事主线，聚焦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伟业，通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先驱者的道路抉择，全景式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在曲折中发展，在坎坷中前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传播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于东方亦然。
我重读《李大钊文集》（1984年新版），他的《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拓荒，尤其是前者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而《史学思想史》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的名篇。从他的文集说开去，我们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才得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中国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李大钊之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进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历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断，自15世纪以降至今的世界史，历史的运动与运动的历史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世界的演变促使世界史学的变迁，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近代西方史学尤甚。大体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4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问世，他与葛兰西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对现代西方史学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行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
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欧、北美等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英法称雄，英国更胜一筹。且看：在不列颠的雾霭中，E.P.汤普森（1924—1993）正沿着一条新路径，翻阅尘封的档案，走进工人住区，倾听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声音。1963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此书抛弃了教条化的预设，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阶级”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产物，更是由文化、传统和共同经历塑造的，通过深入挖掘下层民众的生活经验，重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这与教条主义的僵化理论相悖，也与通常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劳工史研究有别，引发了英国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倘比较1845年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可发现两者是文脉相通的，进言之，与马恩的经典也是合拍的，那火焰已不再只是照亮王座与战场，而是自下而上，悄然蔓延至每一条寻常巷陌。在往昔“西马非马”与“西马亦马”的学术争论中，有论者说E.P.汤普森“离经叛道”，其实他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主义的庸“经”歪“道”。他始终恪守与信奉的仍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1992年3月，是时，汤普森只有68岁，却沉疴缠身，面容憔悴，步履蹒跚，但他依然热情地接受东方来客，语重心长地对中国学者刘为言道：
“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
“我希望把更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汤普森翌年8月28日溘然长逝，令人痛惜不已。
从梅林的奠基，到普列汉诺夫的阐发，从李大钊的中国化，到汤普森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火种散出无数火星，整个大地豁然开朗，每一簇火焰都因应着不同的气候和土壤，却又共同源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今天，当我们回望百年薪火，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点点星火，终成烛天之势？答曰：因为它点燃了亿万人民的心，红遍瀛寰，那火焰至今仍在燃烧，永不熄灭。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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