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隋炀帝杨广，再怎么被今人翻案，也翻不掉他暴君的底色。
他不是庸主，却缺少仁心，有才无德而居大位，对天下就是一场浩劫，他不算昏君，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
一个一统三百年分裂，国力正值顶峰的王朝，何以在他手上十四年便土崩瓦解了？答案不在杨广一人，祸根早在杨坚时期就已经埋下了。
《隋书》有定论，隋之衰，始于高祖，成于炀帝，非一朝一夕之故。
杨广一生最大的致命伤，是对权力与财富毫无敬畏。他爹在位二十四年，他刻意隐忍、处处恭顺，一旦登基，压抑的欲望便彻底失控，如同穷极之人骤得巨富，很难克制报复性的挥霍。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
杨广改元“大业”，年号二字，野心昭然若揭，可他亲手将宏图伟业，一步步变成了万民唾骂的“大孽”。
当年三月，杨广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命杨素督办、宇文恺设计。帝王另建都城，本属常事，但杨广行事，唯求速成、不计人命，把工程变成了吞噬民力的虎口。
在洛阳工地上，每月役使民夫两百万人之多，他们是无偿劳作，毫无报酬。
四月，再建显仁宫，跨山越水、规模宏大，为装点宫室，江南五岭奇材异石尽数北运，又遍征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填满皇家的苑囿。
如此征调百万民夫、大兴土木，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危机。
但彼时百姓刚离战乱，苦日子早已习惯，承受力近乎麻木，再加上杨坚留下的严苛体系，各级官府层层压榨，再坚韧的民生也会被榨干。
民夫之惨，史书记载得很直白，东都官吏督役严苛，民夫死者十之四五。载尸之车，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连绵不绝。
工程既定，杨广就开启了全国巡游。
首站，下江南。
南巡不能陆路，必乘巨型龙舟，征河南、淮北民夫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引西苑水入黄河、汴水，直达淮河，再征淮南民夫十余万，疏浚邗沟，贯通长江。
运河规格极高，渠宽四十步（约70米），两岸筑御道、遍植柳树，自长安至江都，设离宫四十余所，同时在江南造龙舟及随行船只数万艘。
如此浩大工程，仅用三个半月完工，全靠人命堆出来。
龙舟极尽奢华，杨广所乘四层大殿，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为正殿朝堂，中层一百二十间房，金玉装饰、极尽富丽。
萧皇后之船，规制略小而华丽相当，随行浮景、漾彩、朱鸟等船数千艘，载后宫、诸王、百官、僧道、外宾，水上宫殿群绵延二百余里。
船队纤夫八万余人，禁军船只由士兵自拉条夜间灯火通明、照如白昼，两岸骑兵护卫、旌旗蔽野。沿途五百里内州县，尽数供应山珍海味，奢靡无度、民力耗尽。
此行江南，杨广极尽享乐。
次年返洛阳，又嫌车服仪仗不够威仪，命牛弘等重修制度，天子礼服绘日月星辰，仪仗扩充至三万六千人，配黄麾仪仗。为制仪仗羽毛，举国捕鸟、几近绝种，工匠十余万，耗费金银财帛无数。
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啊！正当杨广挥霍无度、自鸣得意时，太子杨昭骤逝。
杨昭性谦和、有仁心、文武兼备，堪称隋朝的扶苏、刘据、朱标。
杨广夺嫡成功，杨昭是关键，他是杨坚夫妇亲手教养，极受疼爱的嫡长孙，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若他继位，隋朝历史或将改写。
如此英年才俊，一朝陨落。
前人功业，不及后人贤能，家业再大，接班人不行，终究一场空，杨广未必不心惊，却丝毫未收敛。
为供养东都，再建了洛口仓，仓城周长二十余里，粮窖三千、每窖储粮八千石以上，又建回洛仓、含嘉仓、黎阳仓、永丰仓，天下粮仓尽归官有。
杨广以为仓廪充盈、尽在掌握，却不知官仓愈满、民间愈空，百姓余粮被搜刮殆尽，饥荒已在暗处蔓延。
后来天下大乱，义军目标高度一致，抢官仓，民间早已无粮，不抢则死。
北巡途中，征发百万男丁修长城，死者过半，命宇文恺造观风行殿，轮行移动、可容数百侍卫，胡人远观即跪拜，五十万甲士、十万战马随行，一路炫耀，民脂民膏消耗殆尽。
西巡张掖，办万国博览会，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自长安至西北，财物经年运往塞外、耗费巨亿，运输损耗全由百姓承担，无数家庭破产。
返程遇暴风雪，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十亡八九，后宫妃嫔狼狈与士兵共宿山沟。
天怒已现、警示连连，杨广却浑然不觉、愈发骄纵。
他甚至下令收缴民间铁器，铁叉、搭钩、菜刀一律禁绝。他以为粮在官仓、器在皇家，百姓手无寸铁，何敢反抗？
可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已在长白山脚下传唱，“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横竖是死，不如揭竿而起。
修运河、建粮仓、通西域、拓疆土，单论一事，皆非恶政，甚至功在后世。
但他的致命缺陷是急于求成，透支一切，一代人想干完几代人的事，今日欲富贵，明日便想尽取天下之利。
若运河工期拉长至二三十年、体恤民力、循序渐进，凭其才智手腕，足可与秦皇汉武比肩。
历史从无如果，归根结底，是他对权力与财富失去敬畏。
位愈高、权愈重，愈需克制欲望，君主一念，万民随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帝王好奢靡，天下民力竭。
欲成大事者，当学李世民之克制，莫学杨广，把“大业”玩成“大孽”，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永世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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