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十年来，相关学科和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本报约请六位专家学者撰文分享学悟、实践心得。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这一事件不仅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端起步的标志，更是晚清以来，在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学者们试图以西方学术范式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近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史学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从被动接纳西方理论到主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从“以西律中”到“中西互鉴”。回顾百年探索的来时路，厘清其中的成就与困境，对于推进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西学与中学碰撞交融
中国史学自有其深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入清以后，以朴学自誉的考据之学大盛，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逐渐跳出自司马迁、班固构建的以王朝政治为核心、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沿革地理、版本目录源流详加论证，学术风格自成一体。然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挟其文化长驱直入，强烈冲击了清代拘泥于饾饤考据的传统史学。
晚清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接续涌入国内，进化史观、实证史学等理念撞击传统史学研究。而民族危亡也迫使学者们走出书斋，直面西方列强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率先发起新史学革命，尖锐批判传统史学沦为帝王家谱、王朝纪事，缺乏国家视野与群体意识，倡导以进化史观重塑国史叙事，以国民历史取代王朝历史，以社会演进逻辑重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与此同时，王国维等学者在融会近代西方治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之与乾嘉朴学传统相结合，推动史学实证研究范式的确立，搭建起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在这些史学先驱的引领下，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家们试图沿用西方各种史学理论解读中国历史与社会，将之纳入到世界史学研究范式中，这不啻是史学家们试图以学术将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尝试。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引介入中国，其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地阐释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潮。
微观与宏观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围绕着古史分期、社会形态、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展开讨论，其中将中国历史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五种社会形态中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中国史学试图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用现代史学理论搭建起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宏大叙事体系的努力，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的细致研究，也为此后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革命带来理论研究的转向，让西方学者们的眼光下移，开始关注底层社会、亚文化人群，促进了以问题为主导的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的兴起。这一学术转向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接触到西方学术理论的中国史学界。一方面是各种理论、思想的引入与接纳，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及其生动的叙事风格对中国史学研究带来的震动；另一方面是过去难以进入史学研究者法眼的方志、族谱、碑刻、契约文书、乡土档案等民间史料被持续挖掘整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使得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民间生活、区域差异、民俗文化、家族变迁等细节问题，社会史、区域史和文化史应运而兴。
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不仅是对西方史学研究的被动吸纳与接受，而且在目光下移后揭示出王朝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如传统史学叙事中的宋代积贫积弱、元朝落后野蛮，在深入到社会生活状况的复原后，我们发现宋代，尤其是一直被诟病的南宋，是中国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进入迅速增长的重要时期，社会生活繁荣。同样，蒙元帝国构建起的欧亚大陆海陆交通网络，加速了经济、文化的跨大陆交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甚至直接影响到地理大发现后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毋庸置疑，对不同区域社会生活史的微观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王朝历史的认知，微观研究和宏观历史相互间都得到了丰富与深入。
世界与中国融通互鉴
然而，30余年对微观研究的强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弊端也日益凸显。期刊充斥着个案研究、局部考据等历史细节的研究，史学研究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饾饤考据时代。研究成果难于融会贯通，历史学无法回答其学科需要回应人类文明演进特点、影响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等重大学术问题。尤其是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固然可以精细地剖析中国基层社会的特点，但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差异形成的基本逻辑。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大量的以扎实史料夯实的对中国历史的微观研究，也使得史学工作者充分意识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是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盲目地采用从西方历史社会总结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无异于刻舟求剑。而从全球史的角度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带动的中外交流研究，以及立足于多语言文本的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和多源史料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是中国史学意欲立足世界文明格局，统筹中国历史与全球文明演进，全力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与尝试。这种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把中国历史嵌入世界文明整体进程，明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历史定位与独特贡献，才是中国历史学坚持本土主体性与全球开放性并重，从中国历史的本土经验与研究中提炼原创史学概念以及理论框架，科学阐释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根基。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从西学与中学碰撞交融，到微观与宏观辩证统一，再到世界与中国融通互鉴，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经曲折探索、迭代升级，逐步在完成从传统到现代、从依附到自主的历史性跨越中，持续地推进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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