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考古学团队在苏丹东部发现了一批距今5000至6000年的集体墓葬。对这些遗址的研究，为理解曾生活在这里的游牧社会如何组织提供了一些线索。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苏丹东部广阔的荒漠地带开展卫星遥感调查。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卫星图像上系统、细致地搜寻阿特拜沙漠中的考古遗存。阿特拜沙漠位于苏丹东部，是撒哈拉最东端的一部分。
在各类遗存中，有一种类型尤其引人注意。我们在大量卫星图像上看到，许多大型墓葬群都围绕着一个重要人物展开，这个人位于多座墓葬的中心。
此前对类似墓地开展的田野工作显示，这类遗址通常同时包含人类和动物遗骸。它们大概建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和第三千纪，外围都有大型环形围墙，其中一些直径达到80米，内部埋葬着人，以及他们的牛、羊和山羊。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非洲考古学评论》上。研究显示，我们发现了260组此前未知的围墓遗址，它们分布在尼罗河以东、南北绵延近1000公里的荒漠地带。
谁建造了这些墓葬遗址？这种大型环形墓葬纪念建筑，过去只在埃及和苏丹沙漠中发现过少数零星例子，长期以来一直让研究者感到困惑。
这些遗址大多位于今天苏丹境内的红海丘陵地带。不过，仅靠卫星图像，还不足以完整讲述这些围墓建造者的历史。
根据目前少数已发掘遗址出土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和陶器残片，这些建造者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那时，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尚未建立起后来被称为法老埃及的王国。
但建造阿特拜围墓的这些游牧人，与尼罗河流域那些定居务农的埃及人并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沙漠中，赶着畜群在不同牧场之间迁徙，是真正的撒哈拉游牧民。
游牧精英？在许多围墓中，都能看到“次级”墓葬围绕着中央“主墓”分布。主墓中的那个人明显区别于其他人，可能是首领，也可能是群体中另一位重要成员。
对考古学家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它常被用来判断史前社会内部是否已经出现阶层和等级。
数十年来，考古学界一直在讨论撒哈拉游牧社会究竟从何时开始不再那么平等。如今，多数研究者认为，大约就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后，“精英”开始显现。
对这些史前晚期的游牧人来说，牲畜似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得到当时当地岩画的支持。这些建造围墓的游牧人选择与自己的畜群合葬，说明他们对这些动物极为看重。
几千年后，有时甚至在最初建成近4000年之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游牧人又重新使用这些早已古老的遗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葬地。也就是说，史前晚期的游牧人通过建造阿特拜围墓，形成了一种延续数千年的丧葬空间。
这些游牧人后来去了哪里？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目前关于这些遗址的少量测年结果，都落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这一时期正处在“非洲湿润期”末段，当时曾经没有那么干旱、也没有那么荒漠化的撒哈拉，正在不断变干。
夏季季风逐渐由北向南退却，降雨减少，牧草也越来越稀少。这种变化迫使游牧人放弃养牛，转而饲养更不依赖水的牲畜，同时提高畜群流动性，向南迁徙，或退往尼罗河一带。
我们发现的这些墓葬遗址，绝大多数都靠近当时的水源点，比如谷底岩石水潭、泉眼、季节性湖床和间歇性河道。
这种反复出现的选址方式表明，在这些遗址建造之时，这片沙漠已经相当干旱而严酷，获取水源也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在一个目前仍难以准确断定的时期，随着草地和灌木逐渐被沙地与岩石取代，这些游牧人已无法继续保有他们珍贵的牛群。
在那样的沙漠环境和那个时代，拥有大量牛群，很可能是一种展示稀缺而昂贵财富、从而获取声望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它或许相当于今天拥有一辆法拉利。牲畜这种地位，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墓葬中常常把动物与主人一同埋葬。
阿特拜围墓只是撒哈拉和北非地区人类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这一更大历史的一部分。从中撒哈拉到肯尼亚，甚至到阿拉伯地区，牛、山羊和绵羊的饲养深刻改变了社会。它改变了饮食、迁徙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群体内部的等级结构。
社会在接受牧业生活方式的同时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这些墓葬围墙说明，那些分散各处的游牧人并非松散无序的人群，而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并且善于适应艰难环境的群体。
这次新增发现的260处墓葬，加上此前已知的大约20处，正在重新勾勒撒哈拉和尼罗河地区的史前历史。阿特拜围墓可以被看作埃及和努比亚尼罗河诸王国纪念性建筑传统的某种前奏。它也让我们得以从法老、金字塔和神庙之外，重新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面貌。
遗憾的是，由于无序采矿，如今许多这类墓葬遗址正在遭到破坏或洗劫。这些非凡遗址曾在数千年间幸存下来，如今却可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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