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周培源"词条、《周培源传》（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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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北京城已经完完全全入了冬。
银杏叶大半落了，只剩几片还挂在枝头，瑟瑟地抖着，等一阵风来把它们带走。
天色是那种北方冬天特有的灰白，早出门的人裹紧了棉衣，哈着白气，步子迈得比平时快。
北京的冬天有一种干硬的寒意，不像南方的湿冷，是直接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沾上了就不容易散。
在北京西郊的一处住所里，气氛跟外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屋子里开着暖气，温度不低，但寒意从另一个方向渗过来——不是天气带来的那种，是一种叫做"时日无多"的寒意。
两张病床并排摆在屋子里，中间只隔着一条勉强够人侧身通过的窄路。
监护仪器静静运行，医用消毒水的气味渗在每一件家具里，窗帘拉着一半，留着一点模糊的光亮。
左边那张床上，是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生，江苏宜兴人，那年91岁，虚岁九十二。
右边那张床上，是他的妻子王蒂澂，两人自1928年成婚，已携手走过了整整六十五个年头。
护理人员和家属在这里守了很多天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差不多，是那种把话压在喉咙里说不出口的样子。
医生跟家属私下里说的事，家属心里都有数，只是谁都不愿意先把那层窗户纸捅破。
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那天下午，一幕让所有亲历者此后多年都无法从记忆中走出来的场景，就这样静静地发生了……
【一】从宜兴到芝加哥：一个物理天才的早年
江苏宜兴，是一座水乡小城，地处太湖西岸，自古人文鼎盛。
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里，有做紫砂壶的匠人，有写诗填词的文人，有在各个时代各行其道的人物。
宜兴人自己说，这片土地"养人"——不光养身子，还养脑子。
1902年8月28日，周培源出生在这里。
那一年，大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苟延残喘阶段。
《辛丑条约》刚刚签完，庚子赔款的阴影还没散，慈禧太后从西安狼狈回到北京，能丢的主权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整个国家烂了一块又一块，朝廷里的人在裱糊，民间的人在挣扎，外头的列强在划定势力范围，谁也说不准这艘破船还能撑多久。
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年代，周培源出生了。
他的家庭，在宜兴属于条件不错的那一类。父亲是个观念开明的人，很早就在孩子身上押了注：读书，是这个家改变命运的路。
周培源没有辜负这份押注。从小学到中学，他的理科成绩一路碾压同龄人，数学题做起来跟喝凉水一样顺溜，理解物理逻辑的直觉更是浑然天成——不是从外头硬塞进去的东西，是脑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被慢慢唤醒了。
1919年，17岁的周培源通过了清华学堂的考试，正式入学。
清华学堂在那个年代的地位，不是简单的一所学府可以概括的。
它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目标明确：为中国培养赴美留学的人才。
进去的学生，往大了说是为这个国家扛旗的人，往实际了说，是被时代选中了的那一批。
周培源在里头，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爱出风头的类型，他安静，低调，专注，但每次考试下来，他的名字总是稳稳地挂在前列。
1924年，周培源以优异成绩从清华毕业，拿到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
那年他22岁，背着行李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进入这所顶尖学府开始新的求学岁月。
那个年代从中国去美国读书是什么滋味，今天的人很难真正体会——不是买张机票就走的事，是真的告别家人，去一个语言文化饮食全然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一切靠自己。
周培源从零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念了几年，1926年拿到硕士学位，接着继续攻读，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从宜兴的孩子，走到美国顶尖大学的物理博士，周培源用了将近十年，走得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博士学位到手之后，他没急着回国，先去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圈访问研究，把美国东西两岸的顶尖学府都跑了跑，把当时国际物理学最前沿的课题摸了个透。
这段经历，对192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走到这一步的极为少见。
走了这一圈，他脑子里已经有了清晰的学术方向：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是值得扎进去深耕的两块地。
1929年，周培源回国，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一年，他27岁。
【二】1936年，普林斯顿，和爱因斯坦的那次相遇
回国之后，周培源在清华安心执教，把自己埋进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里，一扎就是七年。
七年时间里，他陆续在国内外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同行中慢慢积累起了声誉。
到1936年，他获得机会再次赴美访学，目的地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什么地方，解释起来是这样的：它不是一所大学，不开课，不发学位，唯一功能是给全球顶尖学者提供一个不受任何杂务干扰的纯研究环境。
那时候在这里工作的名单，基本上就是二十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的名人录——爱因斯坦，哥德尔，冯·诺依曼，每一个拎出来，都是能单独写一本书的人物。
爱因斯坦1933年离开纳粹德国，辗转来到美国，此后便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安了家。
他在那里的日常生活，据时人描述，是相当随意的那种：每天早上或步行或骑车去研究院，对着黑板写公式，有时候一写就是一整天；偶尔在走廊里停下来，掏出口袋里的小提琴，拉几段才罢休；傍晚再慢悠悠地走回去。
头发标志性地乱着，毛衣随意套着，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活脱脱一副邻家老教授的模样。
1936年到1937年间，周培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将近一年，期间与爱因斯坦有了直接的学术往来。
双方的交流，集中在广义相对论的坐标条件等技术性问题上。爱因斯坦对周培源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给予了认可。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很多后来的记述，把这段相遇写得颇为传奇，好像两人一见面就英雄相惜、彻夜长谈。
实际情况是，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往来，爱因斯坦认可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同行的研究成果，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这四个字，放在那个年代，放在那个圈子里，分量相当可观——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上将近一年、在学术上得到爱因斯坦正面评价的中国学者，把手指头都用上，也数不出几个来。
访学结束，周培源把这段积累带回中国，在广义相对论坐标条件问题上继续深入，陆续发表了一批引起国际关注的论文。
他在湍流理论领域的工作，随着研究推进，也在国际同行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关于湍流理论，稍微解释一下：水龙头开小了，水平静地往下淌；开大了，水就乱糟糟地往四处溅——后者就是湍流。
飞机飞行时突然抖一下，大多数时候也是因为遇上了湍流。
这个现象看着像日常小事，背后的物理规律，是流体力学里最难啃的骨头，直到今天仍有大量问题没有被彻底解决。
周培源，是在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之一，他打下的基础，对中国物理学界在该领域的后续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1937年夏，访学结束，周培源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就在这时，一件大事改变了他和无数中国人接下来的命运走向——那一年，战争来了。
【三】王蒂澂：从芝加哥跟他一路走到昆明的女人
写了这么多周培源的事，该专门说说王蒂澂了。
不写不行，她在这段故事里的分量，不比周培源轻。
1928年，就是周培源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他和王蒂澂举行了婚礼。
两件大事撞在同一年，博士到手，婚姻成立，对年轻的周培源来说，可算得上是双喜临门。
王蒂澂是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这一点，在那个年代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时候中国女性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本就是极少数，能做到这一步，背后需要一个开明的家庭，以及本人相当的聪慧和努力。王蒂澂两样都有。
婚后，两人一起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周培源在清华任教，王蒂澂打理这个家。
那几年，日子过得还算平顺，有收入，有工作，孩子陆续来了，北平的生活虽不富裕，但稳稳当当，两个人各司其职，相安无事。
好日子没能持续太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局势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清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被迫南迁合并，先在长沙落脚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战事很快继续扩大，三所学校再度辗转，1938年落脚于云南省昆明市，正式建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坚守了整整八年。
这段迁徙之路，用今天的人很难完全想象的那种艰难程度走了下来。
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有人坐火车，有人坐卡车，有人甚至一路步行，颠簸在战火弥漫的中国大地上，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到达。
王蒂澂带着孩子，跟着周培源走完了这段路，一步都没有落下。
昆明的生活，跟北平有着天壤之别。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住的是简陋的民房，吃的是粗粮，薪水被通货膨胀大幅压缩，有时候一个月的收入买不了多少东西。
日军的飞机时不时来轰炸昆明，防空警报一响，所有人拎起东西往外跑，在野地里蹲着等警报解除，再回去接着做各自的事，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上课、做研究、写论文的。
周培源也是如此，在昆明那些年里，他没有停止学术工作，照样研究，照样出成果。
而王蒂澂，撑起了这一切的后方。
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安排家里的一切——在那种物资匮乏、局势随时可能变化的条件下，这些事每一件都不容易。
有时候粮食不够吃，有时候孩子病了，药还不好找，有时候刚落了脚，警报又响了，又要拎着孩子往外跑。
这一切，大部分落在王蒂澂一个人身上，让周培源能腾出精力，坐在那张简陋的桌子前，把公式一行一行地写下去。
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周培源带着全家人返回北京，先回清华执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转至北京大学物理系，从此在北大工作。
从1928年的婚礼，到1946年的昆明归来，这十八年里，两个人经历了结婚、留美、回国、战争、南迁、战时生活、胜利、归家，走了一个大多数夫妻一辈子都未必走得完的行程，始终没有分开过。
1952年，周培源转至北京大学物理系，此后在北大深耕二十余年，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物理学学生，把自己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上的积累，一点一点地传给后来者。
王蒂澂依然在他身边，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点妥帖，不声不响，从来不抢风头，依然是那个让一切正常运转的人。
1966年，一场席卷中国知识界的特殊时期骤然降临，持续了整整十年。
周培源的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全面中断，受到冲击，被迫停止工作。王蒂澂同样未能置身事外。
那十年，两个人一起扛了过来，没有分开。
1976年，那段特殊岁月结束，周培源重回工作轨道，重新在北京大学主持学术工作，为中国物理学教育的重建奔走。
那时他已经76岁，但依然在做该做的事。
岁月流逝，进入1990年代，两人的身体都每况愈下，行动越来越不便。
1993年秋，两人被安置在北京一处住所，由家人和专业护理人员全天候照料，两张病床并排而设，中间只隔一条窄路。
王蒂澂的状况先一步恶化，大多数时间陷入沉睡。
周培源每次清醒，都轻声向护理人员问起妻子的情况，声音一天比一天微弱，但每天都问，一次都没有停过。
1993年11月，北京的银杏叶已经落了大半。某个午后，住所里安静得只剩监护仪器的声音。
没有任何预兆，周培源开始从床上挣扎着起身，拒绝了所有人的搀扶，从床沿缓缓滑落到地板上，用双手和膝盖撑地，一寸一寸地朝着王蒂澂的床边，艰难地往前爬去。
他爬到了王蒂澂的床边，颤抖着抬起头，缓缓张开嘴，说出了那句话——整栋楼，彻底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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