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冬天被甩的。
那年我二十三岁，刚从省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回了县里的中学教书。说是分配，其实是没有别的路可走。我爸在镇上的砖厂干了一辈子，肺不好，我妈在家种那几亩薄田。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都说我有出息，可我自己心里清楚，所谓的出息，不过是从泥地里爬到了水泥地上。
林晓是我大学同学，中文系的，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我们从大二开始谈恋爱，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没什么钱，约会就是带她去学校后门的小面馆吃一碗牛肉面，或者在操场上走一圈又一圈。她那时候不嫌弃，还说喜欢我踏实。
毕业后她回了市里，在她爸托关系找的一家报社当编辑。我们开始了异地恋，每周打一次电话，每个月见一次面。
分手是在那年冬天。她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县里找我，我以为她是来陪我过元旦的。我特意借了同事的自行车去车站接她，还在路边买了一束花。
她下车的时候脸色就不太对。我把花递过去，她接了，但没笑。我骑车带她回学校宿舍的路上，她一句话没说，我心里开始发慌。
到了我宿舍，她环顾四周。那是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墙皮有些脱落。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捧着杯子坐在床边，半天才开口。
"建国，我们分手吧。"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杯子差点没拿住。我问为什么，她低着头说了很多，大意是我们不合适，距离太远，以后没有共同的生活。我再次追问后，她终于说了实话。
"我妈说了，你家那个条件，以后结婚连房子都买不起。我不想一辈子住在这种地方。"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地上那片脱落的墙皮。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确实无力反驳。我一个月工资四百多块，我爸看病还要我寄钱回去，我确实买不起房子。
我说："我会努力的，再给我几年时间。"
她摇摇头："建国，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也不想赌。"
她走的时候把那束塑料花留在了我桌上。我送她到车站，看着长途车开走，站在原地吹了很久的冷风。那天晚上我没吃饭，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说不痛是假的。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痛完了就会把劲头转到别的地方去。
开学以后我开始拼命工作。我教的是初中语文，班上五十多个学生，大部分是农村孩子，跟我小时候一样。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晚上备课到十一二点，周末给成绩差的学生免费补课。第一年期末考试，我带的班语文成绩全县第一，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
第二年，县教育局搞了一个青年教师比赛，我拿了一等奖。局里的领导注意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局里帮忙写材料。我想了想，答应了。
从那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开始慢慢转弯。
在教育局写了两年材料，我被借调到县政府办公室。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开始接触行政工作。我发现自己好像天生适合干这个——不是说我多有城府，而是我能吃苦，能熬夜，写东西快，办事也靠谱。领导交代的事情，我从来不打折扣。
二十八岁那年，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镇上卫生院的护士，叫秀芬。人长得不算漂亮，但性格好，笑起来很爽朗。第一次见面她就说："我听说你是大学生，在县政府上班，了不起。"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个写材料的。她说："能写材料就是有本事，我连个请假条都写不利索。"
我们处了半年就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镇上摆了十桌酒席，那天我爸喝了很多酒，咳嗽了一晚上，但脸上一直笑着。
婚后的日子平淡但踏实。秀芬不嫌我穷，我加班到深夜回家，她总给我留一盏灯和一碗热汤。儿子出生那年，我刚好被提拔为县政府办副主任，三十岁，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算是很年轻了。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像是顺风顺水，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中间吃了多少苦。三十二岁任县政府办主任，三十五岁下到乡镇当镇长，三十八岁回县里任副县长，四十岁调到市里任局长。每一步都是熬出来的，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无数次硬着头皮处理棘手的问题，无数回在压力下咬牙扛住。
四十三岁那年，我被任命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组织谈话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愣了好一会儿。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冬天，我站在县城的长途车站，看着林晓坐的车消失在路的尽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一个穷教师，连喜欢的人都留不住。
我年轻的时候是痛过一阵子，但后来想明白了，她没有做错什么。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她只是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现实的选择。况且，如果不是那次分手，我可能不会那么拼命，也不会遇到秀芬，不会有现在的生活。人生的事情，很难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再见到林晓，是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
那是我们毕业二十周年，班长张伟在市里张罗了一场聚会，订了一家酒店的包间。我本来不太想去，这些年我参加的应酬太多了，对饭局有种本能的疲惫。但张伟打了三次电话，说难得大家都在，一定要来。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去之前我跟秀芬说了，她正在厨房洗碗，头也没回地说："去吧去吧，跟老同学聚聚挺好的。少喝点酒，你胃不好。"
到了酒店，包间里已经来了十几个人。二十年没见，很多人都变了样，胖的胖了，秃的秃了，但聊起来还是能找到当年的影子。大家互相寒暄，问工作问家庭，气氛热络。
我是最后几个到的。推门进去的时候，张伟大声喊："哎呀，周建国来了！"众人都笑着站起来，我赶紧摆手说别这样，都是老同学，别搞这些。
我扫了一圈，看到了林晓。
她坐在长桌的另一头，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衫，头发烫了卷，比大学时候胖了一些，但五官还是那个样子。她也看到了我，眼神有一瞬间的闪躲，然后冲我点了点头，笑了一下。
我也点头回应，然后在张伟安排的位置坐下。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得很热闹，回忆大学时候的糗事，谁追过谁，谁考试抄过谁的，笑声不断。有人提起我当年在学校广播站朗诵诗歌的事，说我那时候文艺青年的范儿十足，现在怎么变成了领导干部的样子。我笑着说，生活把人磨的呗。
酒过三巡，有人开始敬酒。我端着杯子一桌转了一圈，到林晓面前的时候，她站起来，端着一杯橙汁。
"建国，好久不见。"她说，语气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一丝不自然。
"好久不见。"我碰了一下她的杯子，"你还好吗？"
"还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你呢，听说在市里当领导了，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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