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黄梅天总是带着一股散不去的闷湿，我提着那个灰色的旧帆布包站在玄关换鞋，防盗门敞开着，楼道里的穿堂风吹过来，却吹不散我心里的憋闷。

周浩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正低头回复着手机里的消息，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的公文包放在沙发上，深蓝色的西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在这个一百二十平米的精装房里，他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主人。

“妈，车叫好了，就在小区南门。我上午还有个会，就不送你去高铁站了。”周浩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吩咐公司里的保洁阿姨。

我把脚塞进那双穿了三年的黑色软底布鞋里，直起腰，看着他说：“好，你忙你的。童童的衣服我都叠好放在主卧的第二个抽屉里了，下午幼儿园接孩子别忘了带件薄外套。”

周浩皱了皱眉，似乎对我的啰嗦感到有些不耐烦：“知道了，这些事不用你操心。你回老家好好养着吧，这边有我呢。”

我没再说话，推开门走了出去。

防盗门在我身后发出沉闷的“砰”声，把那间我住了三年、擦拭过无数遍的屋子彻底隔绝。

三年前，小雅生下了童童。那时候周浩的公司刚起步，小雅在一家外企做中层，两个人忙得连轴转。小雅在电话里哭着说婆婆身体不好来不了，请保姆又不放心，求我过来帮帮忙。

我二话没说，把老家县城里养的花草送了人，辞了刚找的超市理货员的工作，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千里迢迢奔向了上海。

刚来的时候，周浩对我还是客气的。一口一个“妈辛苦了”，周末偶尔还会买些水果回来。可是随着他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换了这套大房子之后，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

他开始嫌弃我做菜太咸，说上海人讲究清淡养生；嫌弃我洗菜开的水太大，说我不懂节约资源；甚至嫌弃我带童童在小区楼下和别的老太太聊天，说我那一嘴的家乡话会影响孩子的语言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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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都忍了。我是个乡下老太太，确实不懂大城市的规矩。只要小雅和童童好好的，我受点委屈算什么呢？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早市买最新鲜的排骨，变着花样给他们熬汤；我把地板拖得能照出人影，把童童照顾得白白胖胖。我以为我的付出能换来这个家的和睦。

可是，退让并没有换来尊重，反而让周浩变本加厉。

那天周浩请了几个生意上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小雅特意叮嘱我做几道拿手的家乡菜。我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随口夸了一句：“嫂子，这红烧肉做得地道啊，比外面饭店的还好吃。”

周浩当时笑了笑，却在送走客人后沉下了脸。他一边解着领带一边对小雅说：“以后别让你妈做这些油腻的菜了，上不了台面。我朋友也就是客气一下，你看那盘大蒜炒肉，弄得满屋子都是味儿。”

我在厨房洗碗，听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我躲在狭窄的次卧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小雅在那场争吵中没有替我说话。她只是疲惫地揉着太阳穴，低声下气地对周浩说：“好，以后有客人我们在外面吃。”

从那以后，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变得更加尴尬。周浩对我越来越冷淡，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和我说。

直到三天前，周浩突然拿出一张高铁票递给我。

“妈，你出来三年了，也该回老家歇歇了。我爸妈下个月要过来住一段时间，家里房间不够。你收拾收拾，周五的票。”

他没有和我商量，也没有和小雅商量，直接做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