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最近的一番表态,犹如向温水里扔进一块冰,让不少习惯用同宗同源来说事的人瞬间清醒。刚结束五天的中国行程,从广西看港口到上海探访高科技项目,行程满满。

然而一转身,李显龙却用冷峻的语调向世界挑明:双方的合作基础是共同利益,绝非共同族群。在商言商,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当成天然的自己人。

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坦白,背后藏着一个夹缝国家求存的极致清醒。

回溯历史,自独立建国起,这片土地就没有退路,只能靠拼命做贸易、抓金融在亚洲立足。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大棋局,他们深知华人牌固然能润滑经贸,但也极易招致西方的无端猜忌。要想在这个棋盘上活下去,就必须把利益和族群彻底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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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这几年,关于新加坡究竟站哪边、底色到底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没断过。

来福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1819年到新加坡开埠,不过在他来之前,新加坡就已经是热闹的商港了。

新加坡有很多和来福士相关的地标,除了来福士广场,还有来福士男校、来福士女校、来福组书院、来福士初级学院。

新加坡独立之后几十年,一直把来福士相关的内容放在主流叙事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强调了。来福士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宣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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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成长,教科书里对半封建半殖民的历史有很沉重的负面解读,在香港也能感受到类似的包袱,但新加坡完全没有这种思想负担。

新加坡是通过和英国谈判争取到独立的主权国家,殖民历史就是国家叙事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人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负面沉重。

这种没有包袱的务实历史观,直接塑造了李显龙所说的“不是一族群”的底气,毕竟在真实的社会结构里,他们早就习惯了多元与抽离。

去新加坡最大的冲击就是多元种族的氛围。

马路上随时随地能听到五六种语言,不同肤色的人正常生活,这种多元和上海、东京的“国际化”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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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京的马路上也有很多老外,但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外来的,要么是来旅游要么是来工作的。

但新加坡不一样,这里的华族青少年从小就习惯周围有马来裔、印度裔的同学朋友,多元是刻在社会结构里的。

大家都会认识其他种族的朋友,但能不能交心因人而异。既然不以单一族群自居,那么那些拥有华人面孔的本地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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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爷爷那一代在二战战乱的时候来到新加坡,奶奶后来也从老家过来投奔,老家的人当时还说韩家的房头修得高,应该混得不错,其实根本没什么钱。俩人在新加坡结婚定居,爸爸是第二代,她是完全在新加坡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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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爷爷奶奶的认知里,北京就是首都,这也算是荣归故里。她爸爸是典型的海外华人心态,对中国比较了解,一直也在关注中国相关的内容,给了不少帮助。

到她这一代,本质上就是新加坡人,和长辈的差别在于,也依然会觉得北京是首都。她和父亲在认知上确实有微弱的差别,这也和他的现实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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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新加坡独立的年头越来越长,本身发展得也很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自豪感,这是很现实的事。

新加坡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法律体系、社会架构,很多人没到新加坡也有所耳闻,待久了会觉得这些都很自然,但新加坡的政府管理和商业服务效率,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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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就是新加坡机场,有人计时过,从飞机落地到打上车只要20分钟,他们有硬性指标,必须保证旅客30分钟之内能上车。现在正在建的第五航厦,也要求达到同样的半小时上车标准。

效率是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未来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生命线,不管是服务个人还是服务企业、吸引投资,效率都是核心追求。

现在新加坡出境已经可以直接刷脸,不用拿护照,有人出国全程都没掏护照,直接刷脸就登机了,是用技术和管理能力实现了极端高效。日常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很少会感知到政府的存在,除了纳税的时候几乎不会和政府打交道,连警察都很少见到。

很多没去过新加坡的人,会觉得新加坡法律很严,还有鞭刑,必须谨言慎行,生怕不小心触犯法律,但真的来了会发现大家都特别松弛,公权力几乎不会刷存在感,属于典型的“外紧内松”。

极致的管理和松弛的商业环境,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资本趋之若鹜的跳板,这也是李显龙反复强调“在商言商、利益优先”的核心支撑。

中国商业现在太卷了,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新消费公司,做出品牌之后都想着往华人多的地方、周边国家拓展市场。

这个速度确实快,过去三四年,去新加坡的中国企业频率明显加强。这除了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问题之外,也和中国企业成长遇到天花板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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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国内用户增长已经到了瓶颈,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要寻找新的市场。瑞幸的模式在中国得到验证之后,其实是有信心输出到全球其他市场的。

有人和瑞幸内部工作人员有过交流,他们的策略就是先在新加坡验证整个供应链,之后再从新加坡向其他地区拓展,现在新加坡已经开了很多门店,也证明模式确实能跑通。

中国模式输出到海外,慢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的趋势,不少餐饮品牌还有其他企业,都选在新加坡落点,再寻求向其他地区扩张的机会,这也是很明显的商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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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财经记者的角度,这个趋势对新加坡来说其实利大于弊,一定程度上中国资本在新加坡的存在感正在变高。虽然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但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负面情况。

而且新加坡作为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的枢纽,中心环节的作用其实是在不断加强的。新加坡本来的定位就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中国企业把这里当跳板进入东南亚,本来就是当地一贯的商业路径。

而且美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外来投资来源地,当地本身就是两边都做,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走的就是左右逢源的路线。

现在不光新加坡华人看中国电视剧,连马来人也会看,他们觉得里面飞来飞去的情节很好看,就算听不懂也会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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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宣传渠道不对,很多国内的演出方只用国内社交媒体做宣传,但是新加坡本地人更多看海外平台,要是在当地大媒体多登广告,效果会好很多。

新移民问题是新加坡选举的常青课题,在野党经常会拿这个问题质疑执政党,从2011年开始,移民和外来人口问题就是执政党丢票的主要原因之一,必须想办法在别的地方补回来,或者把问题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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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分化很大,有人热情拥抱,也有人比较抵触,抵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外来人口制造竞争压力,抢工作机会;二是外来热钱太多,炒高了物价和房价。

新加坡政府有规定,企业聘请外国人必须证明这个岗位找不到新加坡人,要先登二十多天的招聘广告,确实没有新加坡人应聘,才能招外籍员工。为了稳房价,新加坡政府前几年把外国人买私人房产的额外印花税调到了极高的水平。

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照顾本地人,比如发补贴、消费券,已经比较好地缓解了新老移民的矛盾,大选执政党高票连任,也说明引入外来人才的大政方针基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矛盾不可能完全避免,只能慢慢调和管理,新加坡的人口替代率已经降到1以下了,人口会越来越少,必须引进人口,而且引进的都是筛选过的优质人才,对整体发展是有好处的。政府只要一直说服民众,出台政策平衡各方利益,问题就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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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这数年来的社会演变,不论是接纳外来者还是平衡内部矛盾,算盘打得劈啪作响的背后,永远贯穿着最直白的逻辑。归根结底,大国博弈的牌桌上,从来容不下温情脉脉的单相思。

李显龙那句“在商言商,不是一族群”,揭开了一个再现实不过的真相:在生存与发展面前,血缘和肤色仅仅是锦上添花的符号,唯有实打实的利益互换才是维系关系的核心纽带。

作为一个必须左右逢源的国家,他们需要庞大的市场,世界也需要一个高效的跳板,大家各取所需。

放下所谓自己人的执念,用纯粹的商业规则去丈量彼此的距离,才是大环境下最成熟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