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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柯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紫丝带妈妈”指代一群因配偶（前夫）为争夺孩子抚养权而绑架、藏匿未成年子女，陷入危机，无法实现作为母亲的合法权益的女性。
202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这一天正式开始实施。经2020年修订，这部立法新增一条文:
“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这一条文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离婚时，父母为争夺未成年人的抚养权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包括抢夺、绑架、隐匿子女，是国家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是国家第一次通过立法明确禁止父母绑架子女。这一条文的出台，对中国千千万的家庭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夫妻离婚：有些以诉讼的方式终止婚姻关系，有些是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近些年来，不管是法院，还是民政局，都处理了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图1）。今天离婚已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个别现象。到2018年年底，中国的粗离婚率已经达到了3.2‰, 即每1000人中有3.2人离婚。同年美国的粗离婚率只有2.9‰。
▲图1: 中国法院、民政局所处理的离婚案件 （单位：千件），1978–2018
随着越来越多的婚姻以离婚收场，夫妻必须在婚姻尽头作出艰难的选择，包括对家庭财产的分割，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访达成协议。遗憾的是很多夫妻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过去十年的研究中，我接触到了很多因离婚而产生矛盾分歧，甚至撕破脸，起诉到法院的。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子女抚养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在离婚时无法达成一致，当法官无法说服一方当事人放弃抚养权，可能会出现一种状况：当事人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将未成年子女从配偶那里带走。之后，藏匿子女，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无法与孩子有任何接触。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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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案中的受害方，想通过合法渠道来实现对孩子的监护、抚养、探视的权利是很难的。毕竟，在2020年之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父母绑架子女。此类行为，从法律技术层面上来讲，并不构成犯罪，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行为。立法上的疏漏，导致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往往不愿介入这一类的家庭纠纷，认为这不过是老百姓的“家务事”，而不是需要国家机关来干预的重大社会问题。
绑架发生后，被剥夺与孩子接触机会的母亲（或父亲）所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多。当事人要么采用私力救济，以暴制暴，以同样的暴力手段夺回孩子。要么向法院起诉，打民事官司（比如，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以此实现自己作为家长的合法权益。遗憾的是，诉讼的这条路不仅漫长，消耗当事人的时间、资源、人脉；而且，诉讼的结果往往和当事人的意愿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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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相关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就法律的文本而言，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及相关法条，大体上是沿用国际通行的做法。即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中，理应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 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换言之，法官处理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健康。
此外，《婚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女性在离婚时所应享有的子女抚养权，有一定的倾斜。比如，《婚姻法》的第三十六条规定：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甚至提出：离婚案件中“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这些法律条文，体现出立法者试图保护女性作为母亲的合法权益。
尽管立法者有这样的意图，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却没保护女性的权益，尤其是她们作为母亲的权利。过去十年，我对大量的离婚诉讼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我发现法官出于对“组织效率”、“司法和谐”等因素的考虑，在离婚案件中往往向男性倾斜，以牺牲女性的抚养权、财产权为手段，息事宁人，尽快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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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中（Marriage Unbound: State Law,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22），我详细地描述了法官怎样在离婚诉讼中，向女性施加压力，迫使她们不得不放弃对抚养权、财产权的诉求，以此来换取配偶的妥协，并最终摆脱不幸的婚姻。换句话说，为了让男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法官通常会让女方对抚养权或财产权做出让步。这样的操作，最终的目的是让法官能顺利结案，而不实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在法律的文本与司法实践之间，我看的是巨大的鸿沟，是对执法者对女性权益的漠视。
这样的实证研究结果，让我不得不质疑新的立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紫丝带妈妈”的命运。“紫丝带妈妈”这一称谓是用来指代一群数量庞大却无处发声的弱势群体。作为母亲，她们无法与自己的孩子接触。因为她们的丈夫，为了争夺未成年人的抚养权，在离婚时将孩子强行带走、藏匿，并切断孩子与母亲的一切联系。有研究初步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八万女性会变成“紫丝带妈妈”，沦为配偶绑架孩子案件的受害者。这一群体，人数不小，却长期处于孤立无援、“无声”的状态。2019年，一群受害者成立了相应的社群，试图自救，并积极推动法律完善。她们的努力慢慢被新闻媒体所了解。国内、国外的记者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并报道了一系列的案件。
2020年立法者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禁止了父母绑架孩子这一行为。这固然是一个里程碑，有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有多少法官会站出来，倾听“紫丝带妈妈”们的委屈、不满、愤懑，并帮助她们实现作为母亲的合法权益？对一问题，我不是特别的乐观。现有的实证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往往指向的是法官的“不作为”，是他们对女性权益的不重视，是司法系统、大众对家庭暴力及其他性别问题的认知缺失。立法者或许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法律的条文，他们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是执法者的态度与行为模式。要想改变整个社会对男女平等、家庭暴力的认知，要想采取对未成年人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
李柯
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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