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昂妤：抗战时期郭化若《孙子兵法》研究|侯昂妤|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蒋百里

摘要：抗战时期，郭化若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孙子之先河，为抗战时期学习和运用古代兵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郭化若将《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运动战、游击战等思想赋予《孙子兵法》新的生机和活力。郭化若《孙子兵法》研究既完成了兵学再创造的理论研究使命，又对抗战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成为孙子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高峰。

关键词：郭化若；《孙子兵法》；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孙子学史

作者简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

文章出处：《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1939年郭化若完成了长达四万余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孙子兵法》的理论专著。郭化若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孙子之先河，得出了《孙子兵法》在哲学上属于“唯物辩证法之战争观”结论，为抗战时期学习和运用古代兵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为1949年后的孙子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在孙子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郭化若将《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反对曲解孙子和贻误抗战戎机的思想，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运动战、游击战等路线和战略赋予《孙子兵法》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揭示战争基本规律

近代以来，关于《孙子兵法》的恒久价值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政治因素，有的认为是外交原因。泛化《孙子兵法》的价值，对于《孙子兵法》的根本宗旨不仅难以真正把握其精髓要义，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时期则无法凝练出取胜的战争智慧。与泛化《孙子兵法》的价值不同，郭化若则是纯化《孙子兵法》的价值，他认为《孙子兵法》的恒久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战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孙子在十三篇中曾把战争中最一般的最重要的规律，大体都发现与提示出来”[1]29‌。与此同时，郭化若进一步指出，《孙子兵法》的思想基本涵盖了现代战争的战争范畴、战略范畴和战略指导等问题。

一方面，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揭示的战争基本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郭化若认为，各个时代各民族各地域的战争都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也因此有各自的战略思想，但是一切战争都有着共同规律，在这些共同的规律基础上就产生战略上的共同原则，而《孙子兵法》就准确地揭示了战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郭化若举例指出，“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乘人之不及”、“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等战争原则，反映了战争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在现代战争中还有重要价值和强大生命力。[1]30

1913年，蒋百里在《孙子新释》中谈到研究《孙子兵法》的缘起，回忆1906年德国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作者伯卢麦将军对他说：“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2]104蒋百里认为，所谓古昔之教训原则就是《孙子兵法》，拿破仑、毛奇等军事思想，没有超过此的。可见，蒋百里研究和继承《孙子兵法》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原则“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2]104。1936年叶慕然指出孙子十三篇的“原则定义，颠扑不破”[3]。1943年，杨杰在总结《孙子兵法》的思想时说：“《孙子兵法》里面的原理原则，有不少地方没有失掉时效，因为真理永远是年轻的。”[4]4131960年5月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谈时特别讲道：“你没有看多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蒙哥马利问：“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肯定地说：“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5]91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对《孙子兵法》的推崇和肯定正是在于基本战争原则。应该说，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基本原则具有永恒价值这一问题，是有共识的。

另一方面，郭化若强调《孙子兵法》全面阐述了战争范畴、战略范畴和战略指导，这就决定了孙子战略思想的高价值。他认为，《孙子兵法》比较完整地揭示了最主要的战争规律，这也是《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其他兵书无法超过《孙子兵法》的原因所在。《孙子兵法》在战争主要范畴方面，论述了“敌我”、“优劣”、“攻防”、“胜败”等问题，这几乎已经涵盖了战争的主要范畴；在战略范畴方面，论述了“进攻”、“防御”、“持久”、“速决”、“攻城”、“野战”、“合围”、“攻击”等方式，几乎涵盖了战略的基本范畴；在战略指导方面，关于主动性、灵活性、积极性、坚决性、计划性、将帅条件、纪律要求、火攻水攻作用、兵要地理的原则、地形的利用、行军宿营的注意事宜、山地战斗、河川战斗、沼泽战斗、平陆战斗、症候判断、情况分析、给养运输、俘虏缴获、向导征用、间谍派遣等等问题都有论及，《孙子兵法》思想的宏博确实是其他兵书所不及的。[1]30

1914年蒋百里与刘邦骥合著《孙子浅说》，也指出了《孙子兵法》“百世不易之战略”[4]6的价值。蒋百里认为，《孙子兵法》的第二篇到第六篇都是论述战略问题，《作战篇》是论述军政与财政的关系，《谋攻篇》是论述军政与外交的关系，《形篇》是论述军政与内政的关系，《势篇》是论述奇正运用的关系，《虚实篇》论述的是虚实关系。郭化若与蒋百里相比，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抗日战争实践的需要，郭化若的研究更具有辩证性、概括性和实践性，高度凝练了《孙子兵法》战争范畴、战略范畴和战略指导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总结了可运用的战略方法。

自近代以来，《孙子兵法》的价值被逐渐泛化，从军事到外交、政治、经济、教育甚至是个人修身等等领域，这体现了《孙子兵法》竞争智慧的普适性，但是却偏离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核心价值。归根结底，《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其最高价值在于军事和战争，只有在兵言兵才能更好地理解《孙子兵法》、赓续《孙子兵法》和运用《孙子兵法》。在战争中，发掘《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尤为必要。抗战时期，郭化若不仅明确指出《孙子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揭示战争基本规律，而且还以现代战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解读《孙子兵法》的战争范畴、战略范畴和战略指导等内容。兵学理论必须要经受战争实践的检验，兵学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郭化若对《孙子兵法》战争基本原则的高度肯定一方面是结合抗战实践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古为今用”，发掘《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和战争智慧来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

二、《孙子兵法》是唯物辩证的战争论

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孙子兵法》全篇充满唯物辩证思想，因此《孙子兵法》基本上已经是唯物辩证的战争论。[1]37虽然《孙子兵法》的唯物辩证还是朴素的，还带有唯心与机械的成分，但是，唯物辩证思维方式足以令其成为恒久的经典。郭化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和解读《孙子兵法》，既不同于古代对《孙子兵法》的注解式学习，也不同于近代以西方军事理论参照式分析，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一以贯之，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研究《孙子兵法》的肇基。

第一，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充满了理性和客观性。[1]31-32他认为，《孙子兵法》高度重视军事和经济的关系，一般的唯心论者把军事和经济脱离看待，而《孙子兵法》强调军事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与此同时，孙子还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是将帅、还有政治、法令、军队以及天时地利等条件，“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3]。孙子反对迷信鬼神与主观唯心，主张客观理性判断军情，“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禁祥去疑”。孙子分析各种地形，却没有机械地估计地理条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因此，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和一般唯心论者的区别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各种客观因素，摒弃各种主观和迷信干扰。

对于《孙子兵法》的理性和客观性，近代研究者基本上都给予高度肯定。蒋百里指出，孙子所说的“天”绝非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4]133-134孙子的“而况于无算乎”，与开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应，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钟令人猛醒。[4]142孙子重视计算和慎战是避免狂妄和愚昧，这正是孙子的理性和客观。1943年，杨杰编著《孙武子》一书，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孙子兵法》。他说：“战争打出了真理。从前靠鬼神保佑的人在战争中受苦受难，颠沛流离，鬼神也不灵了。鬼神既然不灵，自然就没有人相信鬼神了。”[4]379孙子的战争理论是“理智的”，孙子几乎完全排除了感情，反对感情用事，在孙子的脑子里感情是没有位置的。[4]383郭化若对于孙子理性与客观的认识，不仅仅限于孙子抛弃了迷信，而且用唯物论观察孙子的经济因素、五事因素、地形因素等，因此，他的认识站在了更高的维度，有着更宽的视野和更深的思考。

第二，郭化若强调孙子正视战争规律、把握战争规律。他认为，一般唯心论者轻视、否认战争规律，孙子则认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把握的。[1]32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又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更明白地说“故曰胜可知”，“此五者知胜之道也”。郭化若指出，这些说明了孙子认为战争规律不仅可以认识，还可以操纵把握。孙子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能够知道敌人的规律，把握这个规律来操纵敌人，“故曰胜可为也”。因此，郭化若认为，孙子强调认识并把握战争规律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杨杰认为，孙子非常重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这个原则，从没有危险到完全胜利，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孙子所说的可以全胜，只是就客观条件方面判断，认为有全胜的可能。“可能”胜利并不就是“必定”胜利，因为必胜是要主观的努力去争取的。[4]379杨杰对孙子的这一解读与郭化若的观点一样，都强调孙子重视战争规律，并发挥主动把握战争规律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第三，郭化若指出孙子不是片面、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他认为，孙子在看待战争问题的时候，总能全面、联系地进行分析。[1]32-33如，孙子对于战争终局胜负、条件的估计，就列出了“五事”“七计”；论到将帅，就列举出“五危”；说到战争就联系到经济；讲“攻”也就讲到“防”；说“利”也就说到“害”，“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不尽知兵之害者，则不尽知兵之利者也”。因为能够全面地看问题，所以才能提出正确适当的原则而不至偏向；因为能够有联系地看问题，所以在论到间谍时，才能指出五间的配合使用，“故用间有五：有内间、有因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在论火攻时，孙子指出：“行火必有因”与“火发于内，即早应之于外”；在论九地时，从地形与敌军友邦及本军的关系中，得出利用各种地形的原则来。因此，郭化若认为，孙子是以全面、联系的视角和方法看待战争问题。

近代有学者提出，将《孙子兵法》作为战争哲学教科书来研究则抗战必胜。[6]35但是如何将其作为战争哲学来研究，却没有人进行系统的尝试。郭化若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观点来看《孙子兵法》，指出孙子全面、联系地看待战争中的各因素，孙子因此也就能准确运用各因素取得战争的胜利。

第四，郭化若阐明孙子不把战争中的一切事物看成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把战争中一切事情与自然界一样看成变动的、可变的。[1]33他强调，虽然孙子还没有明确指出变化的原因基本是由于内部矛盾与斗争发展而来，但孙子始终注意到战争中的变化。孙子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这些变动，在孙子看来是有规律的，可以用主观力量促成，甚至造成。所以，“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掳也，忿怒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郭化若洞察到孙子能从“必死”、“必生”、“忿怒”、“廉洁”、“爱民”等五种倾向中，看出其内在矛盾与危机，所以孙子能指出“可杀”、“可掳”、“可侮”、“可辱”、“可烦”的办法来。

郭化若将孙子可变、能动的思想和抗战时的运动战结合起来，认为主动性、灵活性正是指导抗战运动战的最主要方法。郭化若批评说：“许多人不了解这个方法，缺乏这个条件，而以静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指导战争。结果总不能得到胜利。在抗战中这种例子已演了不少，可惜《孙子兵法》已流行了两千余年。” [1]249郭化若批评的“许多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他们“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7]162郭化若进一步阐释孙子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的思想，虽然有循环论的成分，但是使得军事上能有发展，使得一切战法不会死守旧的一套。这就与军事机械论不同且高明的方面。郭化若以孙子的主动性、灵活性来批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僵化，以孙子的奇正相生来讲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孙子的变化无穷来讲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必要性。

第五，郭化若指出，孙子不把战争中一切对立的范畴看成分离的无关的，而把它们看成相互渗透、相互推移。他指出，孙子有全面看待战争的视角，所以能从对立范畴中看出相互渗透的因素，所以能看出对立物的相互推移。“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是最明显的例子。孙子持变动观点，要使敌饱变成饥，逸变成劳，众变成寡，不欲战变成应战，欲战变成不能战等等。郭化若认为，孙子不为复杂迷乱的现象所蒙蔽，能从敌人的行动中看出企图来，这是作战判断情况中最主要的事情。如，孙子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诡而强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兵怒而相迎，分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更为懂得从现象的联系与发展中发掘本质，孙子的察明情况的方法是“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用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一般研究者并没有认识、重视《孙子兵法》的对立统一思维方式。如阿多俊介就在《孙子之新研究》中批判《孙子兵法》的《九地篇》是以人的主观见地而立论，“现代之任何事项，莫不用推理的科学的之观察方法。若以之观察本篇，殆有天外奇想之感”[8]223。陈龙昌在《中西兵略指掌》中指出：中国兵书杰出的只有《孙子兵法》和《纪效新书》，而前者过于玄妙，后者则过于具体。[9]466这样的认识是就《孙子兵法》的字义理解《孙子兵法》，无法解读《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就谈不上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郭化若是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来看待孙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方法，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0]336

蒋百里在1913、1914年撰写的《孙子新释》《孙子浅说》中，大量引用西方战例和军事理论，将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毛奇的《普法战史》和《普奥战史》等与《孙子兵法》比较，以“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融会中西军事学。这种融合开创了近代孙子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但是这种融合只是“学”的融合，不是“用”的贯通；是以西方战例为主的阐释，不是以中国的战争实践为主的剖析；是以战例和战史为主要论据，不以哲学视角为主要观察方法，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方法。蒋百里研究《孙子兵法》的时期，中国虽然已经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但是，并没有遭受全面入侵，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1939年郭化若撰写《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具有丰厚的理论背景和战争实践基础。其理论背景是1937年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其战争实践基础是中国抗日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进入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实行僵化片面抗战路线，步步被动挨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郭化若在《军事辩证法浅说》中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分析战争的辩证唯物论和战法的唯物辩证法。郭化若深入分析《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高度肯定孙子全面、客观的思维方式，既找到了《孙子兵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契合的方面，又指出了《孙子兵法》朴素唯物辩证思想的局限和缺陷。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是为“用”而“学”，是为“行”而“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研究《孙子兵法》，目的在于判断抗战形势和走向，指导抗战以弱胜强、由弱转强。

三、以新方法和新内容突破《孙子兵法》的思想局限

近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孙子兵法》落后于时代的部分在于技术，如“盖孙子时代之战争仅为刀矢战之范畴，近日则已由机械战而为科学战矣” [11]2。而郭化若则认为《孙子兵法》落后于时代的方面在于战争观，如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忽视人心向背、信奉历史循环论等等。郭化若认识到《孙子兵法》的思想方法缺陷和战略思想的局限性，必须以新的内容新的生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战争观去充实《孙子兵法》。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的这一认识，相较于认为《孙子兵法》仅仅是技术上的落后有了重大的超越和突破。

首先，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时期的战争是互相掠夺的不义战争，孙子对战争没有正义和非不义的区分。[1]13他认为，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原因，孙子时期的战争是不义的，孙子的思想也时时体现了这一点。孙子把战争作为无类别，忽视义战与不义的区别，所以孙子的很多战略思想只为不义战争服务，如“掠乡分众，扩地分利”、“毁人之国而非久”等等观念。郭化若强调孙子用“兵者国之大事”的空话来掩盖当时统治阶级进行的不义战争是阶级政策的继续的本质。[1]35另外，郭化若从战争的非主义角度对孙子速决战思想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当时军队组织脆弱、技术也比较低下，而战争的性质又是不义的，所以战争无法坚韧持续，往往一个会战就解决了一个战役或战争，一个战役就是一个战斗，而一个战斗在空间上并没有延长绵亘的战线，在时间上也不能有持久的对抗或激战。[1]14郭化若强调孙子之所以主张战略速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是掠夺的争霸，是侵入他国领土的不义战。[1]17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凡是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反之，则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10]174郭化若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孙子兵法》，可以透过现象洞察战争本质。比如，关于孙子提倡的速战速决思想，有的研究者只从战争结果上看到了速战速决是更快获利的方法。杨杰就认为：“孙子的速决主义是理智的，速决主义的核心，是争取贱价的胜利。”[4]385有的研究者认为日本侵华的就是窃用孙子的速战速决方法，但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不足以言战，更不足以言久战。我们可以遵循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启示，用持久不决的战略，使他疲敝，使他困乏。[12]这些关于速战速决的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但是还仅仅停留在军事层面，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更没有提高到正义和非正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用政治目的来衡量战争的性质，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观察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郭化若认为，消耗战与歼灭战、持久战与速决战，只是战争的一个侧面的区别，不是战争本质的区别，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继续。[13]134郭化若一直见血地指出孙子主张战略速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判断日本终将失败的原因在于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14]447

其次，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忽视人心向背，强调抗战必须发动人民群众。他认为，由于阶级性和时代性，孙子是无法认识到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的。“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与“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等都体现孙子以利作为战胜的标志，而忽视人民的向背。[1]11孙子不仅不重视人民，还采取愚民政策，以厚赏来利诱，以严刑镇压，没有也不可能发动民众，提高兵卒政治觉悟。他强调，这些战略思想只能为进行不义战争的侵略者服务，而对于抗战则完全不适合。[1]36郭化若提倡既要看到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共同的一面，也要注意到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差异的一面。只有看到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差异的方面，才能具体分析现代的环境，灵活运用当时的原则。例如，当时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与今天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如德之吞奥分捷）、“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如德之灭波）巨大不相同。又如今之“劳敌”、“饥敌”与当时之“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也大不相同。当时的劳敌饥敌，最多只能从上而下的强迫的“坚壁清野”，这不符合抗战的形势要求。他批判那些照搬春秋列国时代诸侯王办法的人，依样画葫芦，不发动民众，结果则是“敌逸仍逸之，敌饱仍饱之”。郭化若呼吁，在抗战时期，需要在若干地域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孙子的原则。[1]31

蒋百里讲到了民力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蒋百里用毛奇的《普法战史》解读“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得出了“民”是全体国民而非一部之兵卒的结论。但是“民”的作用多大、怎么发动，并没有展开论述。[4]134由于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杨杰对《孙子兵法》的思考中倡导“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4]389，他认为在孙子的头脑里，“早已有了全民战争的新思想”[4]396和“全体性战争”理论[4]398。杨杰认识到孙子不把战争看作是纯粹军事力量的冲突，认为两千多年前孙子就有了全体战的思想。杨杰的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1937年10月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到抗战的教训，指出：“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14]375郭化若从阶级性、时代性、实践性出发，强调在抗战时期，必须将发动人民群众和游击战相结合，这里郭化若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贯彻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中。

再者，批判《孙子兵法》的变动观点具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强调抗战必须对此进行纠正和补充。孙子解释自然为“终而复始……死而复生”，郭化若认为这是孙子没有看到向上的发展，他在军事领域就只看到量的作用和变动，而忽视质的作用。孙子提出的“形敌”的结果可把敌人众变成寡，把己方变成众，他只能做到“以众击寡”和“以镒称铢”的量的优势，而不能指出提高军队中人力与技术质的优势。郭化若进一步指出，抗战中提高我军的质的优势，即提高兵士的政治觉悟，提高兵士的训练，提高技术装备与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孙子没有留给我们的。他强调抗战中军事力量的提高必须是质量的提高，这个质是政治觉悟、训练、技术装备。另外，郭化若还提出孙子对攻防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推移完全没有谈到，他认为抗战中必须对孙子思想的这些错误和缺失进行纠正和补充。[1]36

最后，郭化若指出《孙子兵法》战略战术上的一些消极因素。他特别以孙子的一段话为例进行说明。孙子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郭化若认为，孙子的这一思想，由于时代的原因，在现代战争中已经成为片面的认识了。郭化若对孙子所说的“……背丘勿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进行批驳，认为在抗战中，敌人背丘，有时是可逆的；敌人的归师，有时是可遏的；包围敌人有时是可不阙，而不应阙的，最后穷寇则极应追击。他特别指出，孙子对于追击完全是消极的，在抗战中我们则不能如此。[1]36-37杨杰呼吁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应该将历史经验化为指导战争实践的知识理论，“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是可怕的；忘记了把最新的经验化为知识，则更加可怕。……读《孙子》，千万不要开倒车，不要食古不化。”[4]413郭化若针对抗战实践分析《孙子兵法》中失去战略战术价值的思想，提出辩证理解和正确使用《孙子兵法》的方法。可见，郭化若不是生搬硬套、画地为限，而是除旧布新、活学活用古代兵学，一针见血地直击《孙子兵法》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蒋百里用毛奇、克劳塞维茨、伯卢麦等西方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对照解读《孙子兵法》，在中西融合之间能更好地学习西方、理解自身，无论是在《孙子兵法》研究方法上还是视野上都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要想真正将《孙子兵法》研究透彻、运用成功，只有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反侵略战争实践，发掘《孙子兵法》的永恒智慧、突破《孙子兵法》的局限。要准确回答“《孙子兵法》哪些方面局限和落后，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弥补和纠正”这些问题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需要正确的政治立场、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郭化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既看到《孙子兵法》的伟大和永恒价值，又指出思想方法的缺陷和战略思想的局限。如，其朴素辩证法的局限、服务于贵族的缺陷、历史循环论的错误、战略战术的消极因素等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民史观结合中国具体抗战实践，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创新性理解和创造性运用。

四、结语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10]178-187抗战时期，如何学习并成功地使用《孙子兵法》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关乎理论的传承与再造，更关乎国家前途命运。

1950年，国民党将领叶锟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国民党则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15]99蒋介石对叶锟的这一认识给予高度认可。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战争实践，活学活用古代兵学，而国民党则是泛泛学习外国军事理论。国民党是不是如叶锟所说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军事哲学？其实并不是，国民党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兵学，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丰硕，并将其推广到军事教育中。1938年，毛泽东指示郭化若研究古代兵学的时候说：“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7]162毛泽东的这番话恰恰说明国民党是学习、研究古代兵学兵法的。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中处处招架、处处挨打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能不打败仗吗？”[7]162国民党没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抗战实践，片面研究《孙子兵法》，无法真正汲取中国传统战略智慧，更无法用以指导抗日战争。毛泽东指示郭化若研究宣传古代兵法，目的在于帮助国民党认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识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毫无疑问，郭化若的《孙子兵法》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理论使命，那么，为什么郭化若的研究能取得成功？

首先，先进的理论性。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军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0]212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军事和战略方面，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哲学方面，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郭化若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都受到深刻影响，他指出：“毛主席在军事学术、军事理论上，他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他对古兵法非常熟悉，非常精通。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不少地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古兵法、特别是《孙子兵法》总结战争经验，揭示战争发展的规律。”[7]162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14]548郭化若《军事辩证法浅说》一文系统论述了战争的辩证唯物论、战法的唯物辩证法问题，全面体现了其高超的军事辩证法素养，他在肯定杨杰、蒋百里的同时，也批评他们分析抗战时忽视了政治因素。[13]146郭化若正是一以贯之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研究《孙子兵法》，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历史看现实。

其次，强烈的实践性。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始终紧密结合抗战实践。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目的就是“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孙子兵法》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武器，来帮助我们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1]38。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10]182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初衷就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眼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无能，有感可发，有感要发。郭化若针对抗战中国民党的反人民立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片面路线，针对日军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等问题来研究《孙子兵法》。[7]163因此，郭化若以指导抗战胜利为目的研究《孙子兵法》，既充分看到《孙子兵法》伟大的价值，同时，也看到它的缺陷。他看到了孙子时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共同性，才能提炼出《孙子兵法》的精华，同时，他也看到了孙子时代战争与抗战的差异性，提出根据抗战具体情况以唯物辩证法来改造充实并灵活运用。[1]38在对《孙子兵法》的解读中，郭化若用取得抗战胜利作为目标，将抗战的具体情形放入《孙子兵法》的理论中进行剖析，对敌我、强弱、攻守等理论做出了具体研判，批判和反对曲解《孙子兵法》的思想和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以人民史观、统一战线、运动战、持久战等思想创新和丰富《孙子兵法》，古为今用、理为战用，在坚守、批判和创造中寻求抗战取胜的战争智慧，真正实现了《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

最后，深厚的历史性。郭化若始终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为研究《孙子兵法》的基础。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孙子与《孙子兵法》，包括关于孙子之历史记载、关于《孙子兵法》之考究、孙子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哲学思想、孙子以前之战争及战略思想对于《孙子兵法》之影响。郭化若认为，只有深入研究孙子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和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够真正发扬和充实中华民族的军事遗产。[1]1-2他考证《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和其所受的思想影响，阐释了《孙子兵法》的时代背景、阶级特质和实践特点，为后面两部分论述继承、批判和创新《孙子兵法》奠定了扎实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不是单线独进的研究，而是以丰厚的历史积淀作为支撑，一方面体现在《孙子兵法》领域，一方面还体现在其古代战史研究领域。郭化若1939年2月撰写了《赤壁之役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1939年4月撰写了《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1939年4月撰写了《淝水之战初探》，这是在撰写《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年11月）之前完成的；1940年3月撰写了《孔明兵法的初步研究》。郭化若的《赤壁之役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以孙刘联合战胜强敌曹操说明中华民族团结则存，分裂则亡。《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齐国能转败为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抗战要动员组织人民，军民团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许多国民党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章切中时弊，令人深省。[7]164-165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得郭化若能够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总而言之，没有先进的理论，认识《孙子兵法》如同盲人摸象，只能流于片面和局部；没有结合抗战实践则无法除旧布新，运用《孙子兵法》只能纸上谈兵、固步自封；没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如同无本之木，研究《孙子兵法》只能流于单薄和空泛。关于抗战中如何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这个问题，郭化若的研究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兵学相结合、与中国具体抗战实践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M].东北军用图书社,1947.

[2]蒋百里.孙子新释缘起[M]//蒋百里先生文选.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44.

[3]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M].上海：美华书店，1936.

[4]皮明勇,侯昂妤,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蒋百里杨杰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6]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1944.

[7]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8]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M].来伟良,孔蔼如,译.上海：共和书局，1931.

[9]陈龙昌.中西兵略指掌[M].清光绪东山草堂石印本.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M].上海：美华书店，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