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我们究竟该如何让世界读懂真实的中国，又该如何在中西话语的碰撞中构建起自主的中国叙事体系？当下，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西方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持续抬头，二元对立的认知偏见仍在制造文明隔阂。对正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关乎文明对话与国际传播的时代命题。
要答好这一命题，既需要扎根中国实践的坚定立场，也需要融通中外的广阔视野。世界中国学的兴起与迭代，既是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催生的学术范式转型，也是在中国与世界双向重构进程中，搭建文明互鉴桥梁、传递中国声音的关键载体，更在回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不断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月18日，澎湃新闻记者对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会长沈桂龙进行了专访。他长期深耕世界中国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传播领域，持续追踪从传统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的范式演进，深度探索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此外，沈桂龙深度参与世界中国学大会的平台建设与学术运营，助力推动这一平台为中外文明对话搭建起常态化、机制化的交流桥梁。
“摆脱‘西方学徒’心态，既不盲从西方话语，也不闭门造车”，沈桂龙认为，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既坚守中国本土价值，又批判性吸收西方研究的有益视角，在融通中外中构建中国叙事体系；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善于利用新技术实现内容的精准触达与表达方式的灵活转换，让中国故事以更易被理解的方式抵达不同受众。
沈桂龙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扎根中国实践、兼具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涌现，在文明互鉴的对话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能认同的学术语言与常态叙事。他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在全球发展进程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世界中国学必将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知识桥梁，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更大价值。
破除西方误解，以通用语言与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故事
澎湃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要求“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从侧重历史中国的“汉学”到如今历史与当代贯通的“世界中国学”的转向，其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它与普通的国际传播有何异同？
沈桂龙：中国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而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这一范式转变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1814年专业汉学在法国建立，欧洲曾是全球中国研究的核心区域。从专业汉学到美国中国学的崛起，本质是二战后美国综合实力的全面跃升：大量欧洲学者、华人研究者赴美形成人才集聚，同时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全面领先欧洲，带动其人文社科研究形成全球压倒性影响力，推动美国中国学成为主流。
而从美国中国学到世界中国学的跨越，核心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重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影响力与全球贡献度持续提升，各国愈发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与产业科技的全球影响，中国本土化知识表达、文化文明的全球价值愈发凸显。这一过程中，研究范式从传统汉学的人文研究，迭代为美国中国学的社科综合方法，再到如今世界中国学融入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世界中国学是学术层面的深度国际传播，不同于普通国际传播：一是受众的专业性不同。世界中国学专业性要求高、受众聚焦学术群体，普通国际传播受众广、普及性强。二是时效与传播效果不同。世界中国学追求专业深度，对认知塑造的影响更深远，普通传播强调即时性。三是参与主体不同。世界中国学的核心参与主体是智库与学术机构，普通传播的参与主体涵盖民众、社会组织等全维度。
澎湃新闻：外界对当代中国最大的“误读”或“不理解”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其主要成因是什么？在这些领域，我们未来应如何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沈桂龙：外界对中国的核心误读集中在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根源是西方以自身标准为唯一标尺的二元对立认知。
政治领域最大的误读，是西方国家没有读懂全过程人民民主，将程序民主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以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全民普选、竞争性政党选举为由，错误地判定“中国没有民主”，进而将中国污名化为“威权主义国家”，误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中国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分层级的选举制度，也让民主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全流程，高度强调实质性民主成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在民族解放中会陷入一盘散沙，更无法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这一误读还延伸到人权领域，西方无视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而这正是全球人权事业的核心实践，也是联合国减贫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支撑。
经济领域的核心误读，是西方未能理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错误地将中国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指责中国市场竞争“不正当”，交替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西方秉持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经济落后时批判其为计划经济，中国发展壮大后又将成就归因于“国家过度干预”，曲解国企作用、产业政策与市场监管。事实上，中国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妥善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而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对中国奉行双重标准，甚至以此推动对华脱钩断链。
破解这些误读，核心是以世界中国学的专业研究为支撑，用客观事实、权威数据、扎实的实践案例回应偏见，以学术对话打破信息茧房，让国际社会看到真实的中国。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要摆脱“西方学徒”心态，破解中国形象“他塑”多于“自塑”的困境。我们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时，如何既坚守中国本土价值，又能实现融通中外，让国际社会听得懂、能认同？
沈桂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结合”，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核心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要求说明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本身就是融通中外的最佳典范。
我们强调摆脱“西方学徒”心态，核心是不能不加扬弃地照搬西方所有理论与观点，不能陷入完全的跟随式研究，更不能仅停留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上，而是要批判性地理解和审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
具体实践中，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与中国国情，坚守中国立场，对中国国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识别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偏差、错误与不足；第二，要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研究中有益的视角、观点与方法，对于西方学者独特的、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要主动借鉴吸收。基于此，我们始终推动建立“批评的中国学”，既不盲从西方话语，也不闭门造车，在坚守本土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中外融通。
澎湃新闻：海外学者不仅关注中国文化，更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像“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这样的中国概念，如何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转化为海外学者和民众能够理解的学术语言或生活叙事？
沈桂龙：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中国本土概念，向国际传递的核心是做好转译、转接、转换三步。
首先是准确转译，要兼顾表达的迂回性、合理性与包容性。我们要尽可能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用西方话语体系中合理的、已有的英文概念，准确传递中国本土语言的内涵与外延，避免转译后出现概念偏差。
其次是案例转接，把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鲜活案例深度绑定。比如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把基层民主实践中生动、鲜活的案例转接进去，把抽象概念和具体案例紧密结合。
最后是认知转换，清晰呈现概念产生的背景、实践过程与实际效果，帮助海外受众理解中国概念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通过这三步，让中国特色话语从政治表述转化为国际可理解、可认同的学术语言与生活叙事。
澎湃新闻：世界中国学大会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学术桥梁，吸引了全球众多学者参与。您认为高水平的学术对话，能为“让世界读懂中国”提供哪些独特支撑？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这类平台的作用？
沈桂龙：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04年创办，2023年升级为世界中国学大会，已举办两届大会、九届论坛、四届海外分论坛，并在比利时举办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成为全球中国学研究核心平台，其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传递真实信息，破除信息壁垒。海外学者与民众受渠道、语言限制，易接收片面信息，大会为中外学者提供直接交流渠道，用本土研究成果修正偏见认知；第二，深化对话辩论，增进学术共识，以交流交锋澄清误解，找到共同议题，夯实交流基础；第三，搭建全球网络，培育知华友华力量，联动中外高校、智库，构建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让学者建立长期友谊与合作。
实践中，我们曾通过会前沟通，用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纠正了海外学者关于“国进民退”的片面观点以及道听途说的不实案例，以事实数据达成共识。未来要扩大平台覆盖面，推动交流机制化、常态化，让平台成为文明互鉴的核心枢纽。
多向合力，以互鉴对话传递中国声音
澎湃新闻：世界中国学的兴起是从文明误读走向文明互鉴的时代产物，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当下，应如何真正促进“文明对话”，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中国方案？
沈桂龙：当前国际局势复杂严峻，西方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零和博弈思维愈发突出。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越要加强人文领域的交流对话，绝不能像部分国家在产业上操弄脱钩断链、在科技上搞“小院高墙”那样，关上人文交流的大门。
人文与文化交流有着极强的韧性，建立起来需要长期努力，一旦形成联结，很难被割裂，是维系各国关系的核心纽带。越是局势复杂，越要强化文化对话，中国学领域的学者更要主动担当起交流对话的责任。真正促进文明对话，核心要做好三点：第一，跨文化表达必须以寻求共识为导向，有时还需要避开过度的意识形态争论，从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共同面临的挑战出发，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交流；第二，要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现实问题，落地为学术、民生、发展等具体议题的讨论，这样既能规避西方“政治正确”的话语陷阱，也能让对话更易推进；第三，要始终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框架下推进对话，把四大全球倡议的核心理念落实到文明对话的具体实践中，在平等交流中自然展现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澎湃新闻：在实践中，我们该如何整合各方力量，让政府、智库、民间组织、个人形成合力，更高效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沈桂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大外宣格局。未来要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传播合力，核心是让不同主体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独特优势，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政府层面，核心是做好战略统筹与顶层设计，在战略层面、统筹层面发挥主导作用，把握传播的整体方向与核心基调，但不能包揽所有传播场景，要为多元主体参与留出空间。
智库与学术机构，要在学术交流、文化沟通领域发挥核心作用。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支撑，通过学术对话传递真实的中国信息，破解海外对中国的专业误读与认知偏差，搭建中外深度沟通的专业桥梁，这是智库与学术机构不可替代的优势。
企业、民间组织、个人等第三方主体，要承担起更广泛、更生活化的传播责任。企业的创新产品、全球市场表现，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体现，是最有说服力的传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经历，最能打动海外普通受众，实现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
最终要形成大外宣格局，既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又能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特色优势，让所有主体都能在不同传播场景中发挥作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合力，真正把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澎湃新闻：数智时代改变了全球信息传播格局，短视频、大模型等新技术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机遇。结合您的观察，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让“中国故事”更精准地触达不同国家、不同群体？
沈桂龙：AI、大模型等新技术，既给中国学研究带来了全新机遇，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用好新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核心要抓好四个方向。
第一，利用AI实现内容本土化定制。通过AI技术精准分析受众国家的信息需求、认知特点、话语习惯，针对性制作符合当地受众接受习惯的传播内容，按需供给，打破文化壁垒与认知隔阂。
第二，利用AI实现传播精准化触达。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差异极大，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关注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喜欢中国美食的普通民众，想要获取的内容完全不同。AI的用户识别与画像能力，能帮助我们把对应内容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大幅提升传播效率。
第三，利用AI实现传播策略灵活化调整。AI能实时反馈受众对内容的接受度与满意度，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反馈，动态调整传播内容与方式，让传播更贴合受众需求。
第四，利用AI推动国际传播大众化。新技术大幅降低了传播门槛，能赋能民间博主、视频主播，让他们更便捷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烟火气的内容最易引发海外受众共鸣。同时可以利用AI，让更多在华外国友人、海外知华友华人士更便捷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传播的说服力。
对于高影响力的网络大V，要秉持两面看待的原则：一方面，鼓励其传播客观真实的中国信息，助力打破信息壁垒；另一方面，要警惕其为追求流量夸大事实、传播不实信息，建立相应的纠正与规范机制，引导其成为国际传播的正向力量。
平衡中西知识养料，以复合型人才推动世界中国学建设
澎湃新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您认为未来该如何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人才，为世界中国学提供长期支撑？
沈桂龙：从学科建设角度，培养符合要求的世界中国学人才，核心要抓住三个关键维度。
一是必须筑牢中国根基。要让人才对中国的历史脉络有极其深入的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刻的研究。只有把中国的历史根脉、文明底色搞清楚，才能真正立足于中国国情，站稳中国立场。这是中国情怀的核心来源，也是人才培养的根基。
二是必须培养宽广的国际视野。世界中国学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之学，如果没有国际视野，要么会陷入过度的中国中心主义、走向封闭保守，要么会盲从西方话语、失去自身主体性。世界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再研究，没有全球视野，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更谈不上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三是必须掌握前沿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要让人才熟练掌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同时跟上信息化、数智化时代的步伐，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适配新时代中国学研究与国际传播的需求。
唯有培养出扎根中国实践、坚守本土立场、拥有国际视野、掌握前沿方法的复合型人才，才能为世界中国学的发展、为“让世界读懂中国”提供长期坚实的人才支撑。
澎湃新闻：目前世界中国学的发展还有哪些需要克服的短板？青年学者应如何锤炼自身，在推动世界读懂中国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哪些研究与实践方向，规避哪些认知误区？
沈桂龙：当前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有三大短板需要克服。第一，破除西方理论叙事、话语体系的工作仍不到位。近代以来我国很多学科体系传自西方，部分学者长期受西方话语训练，容易陷入用西方理论简单套用解释中国实践的误区，“破”的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本土话语建设存在碎片化问题。当前汉学、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世界中国学等概念繁杂，部分领域各自为战，不利于中国本土话语体系的整体构建。第三，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兼具过硬跨语言能力与深厚专业功底的人才供给不足。
对于青年学者，我有四点具体建议：第一，必须深深扎根中国实践，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站稳中国立场，这是一切研究的根基；第二，必须拓宽知识边界，掌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学科交叉知识，适配世界中国学的交叉学科属性；第三，要多向资深学者学习，传承傅高义等知名中国研究学者深耕实地调研、严谨治学的精神，沉下心做扎实的研究；第四，要主动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面对面发出中国青年学者的声音，不能只做书斋里的学问。
青年学者既不能陷入“西方学徒”心态，盲从西方话语体系；也不能走向极端，陷入过度的中国中心主义、闭门造车，要在扎根中国与面向世界之间找到平衡，在推动世界读懂中国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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