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价值运动的双重抽象分析 | 社会科学报|数字价值运动的双重抽象分析|社会科学报|算法化

“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层命题，在于构建能够规范数字资本、保障数字劳动权益、统筹数字生产力发展与数字治理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治理能力。数字技术的发展并非只有资本主导这一条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使技术进步的洪流，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的持久跃升，为人类探索更加公平正义的数字文明未来提供中国方案。

原文：《数字价值运动的双重抽象分析》

作者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温旭

图片 |网络

在数字技术架构中，“词元”是表征、传输与验证信息的基础技术单元。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其社会属性被重新塑造，演变为数字抽象劳动的对象化形式，成为价值运动的社会性载体。当前盛行一种可称为“算力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及其技术经济论述。它以“Token工厂经济学”为典型代表，将驱动人工智能的物理能耗（算力）视为价值的终极源泉，进而把词元（Token）的价值简单归结为算力耗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为穿透“算力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本文构建以“词元”为枢纽的双重分析框架，聚焦数字生产抽象与数字交换抽象，系统揭示数字价值的生成逻辑与算法化统治的构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上海国际数字之都建设为观察样本，探讨“数字中国”战略如何通过统筹“对人的投资”与“对物的投资”，探索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可行路径。

数字生产抽象：价值实体的词元化生成

工业资本主义将具体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数字资本主义则将这一过程推向“词元化”的普遍形态。词元（Token）并非中性技术单元，而是数字时代“实在抽象”的社会形式。无论是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还是社交互动、内容创作，人类多样化的感性活动都被平台和算法系统强制剥离其具体情境与丰富质性，转化为标准化、可计算、可通约的词元序列。这一持续的数据化、算法化与词元化过程，构成了数字生产抽象。

数字生产抽象生成价值的实体性内容。驱动算力进行模型训练与内容生成的，并非原始数据，而是已被该社会性抽象机制预先格式化的词元。例如，大规模语言模型的“智能”输出，在操作层面仅是依据概率生成的词元序列。凝结于这些词元序列中的数字抽象劳动，构成了价值交换的潜在实体基础。

然而，此过程被“算力拜物教”意识形态所遮蔽。该意识形态将驱动计算的物理耗费（算力）误认为是数字价值的源泉，从而将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虚幻地反映为纯粹的技术数量关系。它在理论上混淆了价值实现的物质条件与价值实体的社会本质，在实践中则掩盖了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基础性数字劳动中的剥削实质，以及词元化规则背后由技术垄断资本所掌控的“技术政治权力”。

穿透“算力拜物教”的迷雾，是揭示数字价值社会本质、对数字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解码的理论前提。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认知谬误，更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权力结构的“社会迷彩”。它将资本对数字劳动过程的支配、对数据资源的垄断以及对价值分配的操控，统统自然化为中性的、最优的技术效率问题。

数字生产抽象不仅生成价值实体，也为数字交换抽象准备了可通约的“材料”。没有词元化对活动的标准化处理，算法便无法进行统一的测量、比较与定价，数字交换也就无从发生。这构成了生产抽象与交换抽象彼此预设、相互构成的辩证关系的起点。

数字交换抽象：算法化统治的生成逻辑

在数字时代，价值的实现形式经历根本转变。数字交换抽象不再依赖观念通约，而成为一种被算法编码、由算力驱动的物质性实践。当异质的人类活动被标准化为“词元”数据流后，算法系统通过实时消耗算力，对其执行毫秒级的定价与排序。这一过程执行着关键的社会职能，将具体劳动强制还原为社会性抽象劳动，并赋予其价值形式。

数字交换抽象通过两种机制构筑算法化统治架构。其一，是通过算力竞争施加结构性强制。算力成为进行社会排序、价值裁决与资源分配的基础性权力。对算力、算法与数据的垄断，构成了参与数字经济的强制性门槛，系统性再生产垄断格局。其二，是通过词元的标准化通约执行同一性规训。任何无法被转化为标准词元序列的人类活动，均被系统判定为“无效劳动”而遭排除。个体的可见性、劳动价值乃至存在意义，均被收编于这套算法排序体系之中。由此，算法系统演变为外在于个体意志、自主运行的“第二自然”，实现了主客体的深刻颠倒。

数字生产抽象与数字交换抽象并非前后相继的线性环节，而是形成了自我驱动的闭环运动。交换抽象在实现价值的同时，将市场反馈（如定价信号、用户偏好）转化为动态的“指令”，反向规制生产过程，重塑数据采集、词元化规则乃至模型目标。数字价值就在生产实体、交换形式、交换反馈、生产预设的自动化循环中，被持续地生成、实现、度量与重塑，这正是数字价值增殖与算法统治固化并行的核心机制。

然而，这一运动内嵌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核心在于词元的潜在价值与算法的现实定价之间的深刻断裂。算法定价深植于垄断权力结构，致使大量凝结人类劳动的“词元”因无法通过筛选而被判定为“数字无用劳动”，造成社会劳动的巨量浪费与劳动者的系统性贬值。价值实现沦为垄断算法权力支配下的不确定“馈赠”，不断侵蚀系统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这揭示了算法化统治的历史限度：其运行所依赖的高度社会化数字生产力（开源算法、开放协议），与其资本主义私人垄断的占有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张力。

数字中国建设的治理命题与实践超越

对数字价值双重抽象的理论揭示，为解析“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批判框架。这一战略的本质，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善数字时代的生产与交换关系，以制度创新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其核心在于统筹“对人的投资”与“对物的投资”，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道路。把对数字技能、劳动权益与治理参与的投入，同对算力基础设施、公共数据平台与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紧密结合，从而切实将技术发展的红利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的同步提升。

在价值实体的社会建构层面，确立抵御“技术还原论”的数字劳动价值承认体系，这实质是“投资于人”的关键。其核心是构建一套能够反映数字劳动内在异质性、复杂性与技能专属性的社会评价与权益保障制度框架。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技能、创造力与专业尊严进行的制度化投资与承认。通过制度设计，有效区分并公正衡量从基础数据标注到高阶算法研发、从标准化作业到复杂系统架构等不同层次劳动所创造的真实价值。例如，上海在国际数字之都建设中，率先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配套薪酬指引，正是通过区分不同技能等级的劳动复杂度与价值贡献，为被词元化过程所遮蔽的数字劳动提供了制度性的价值锚定与社会承认。

在价值形式的社会实现层面，对算法权力进行制度化驯服，正是“投资于人”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与治理参与维度上的深化。这要求通过系统性立法与穿透式监管，将算法系统的设计、部署与迭代全过程纳入法治框架与民主监督轨道。核心是打破算法“黑箱”，建立公开透明、可审计、可问责的治理规则，推动算法从资本私有化的定价与管控工具，转化为内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公共责任的社会技术装置。例如，上海在算法备案与民主协商上的探索，推动了全国首份平台算法与劳动规则协议的达成，为重建数字交换的正义提供了实践路径。

在技术基础的属性定位层面，捍卫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这构成“投资于物”的战略内涵，旨在防止算力、数据、基础模型等关键生产资料被资本逻辑完全私有化与金融化。“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不仅是对算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更是对其产权与功能的政治性重构。这类布局通过国家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将数字时代的“一般生产条件”确立为支撑科技创新、社会治理与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石，从而在发展中统筹效率、公平、安全与向善的多元目标。这确保最先进的技术能力不被资本短期利益所绑架，而是锚定于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期发展方向。

在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词元不仅是技术计算单元，更是资本实现抽象统治的社会载体。算力拜物教的本质，正是将这种社会关系的统治，伪装成技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而遮蔽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与算法权力的统治逻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问题。“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层命题，在于构建能够规范数字资本、保障数字劳动权益、统筹数字生产力发展与数字治理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治理能力。以上海国际数字之都建设为代表的前沿实践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并非只有资本主导这一条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使技术进步的洪流，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的持久跃升，为人类探索更加公平正义的数字文明未来提供中国方案。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3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