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口述历史研究获得了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社会学会口述与社会记忆专委会的成立，以及相应的学术年会、学术论坛与集体口述史调研项目的展开，口述历史研究也迈入了从“资料搜集”到“主题研究”再到“理论自觉”的重要转型期。作为一门深耕于中国社会变迁历史线索与文明基因的学科，社会学以“两个结合”为指引，通过口述历史的研究实践，进入到了以“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索现代中国变迁的社会底蕴”为核心理念的研究阶段。
口述实践、整体视角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进入中国社会学的知识范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学研究者开启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口述资料搜集计划，他们以口述史为核心方法，以共产主义文明的微观机制和实践形态为问题意识，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围绕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和具体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群体心态、记忆特征以及新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等议题展开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前序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学研究者又开始围绕知青群体展开了口述史研究实践，拓展了我们对时代精神的生成机制及其社会底蕴的学理化认识。自2019年开始，随着“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大研究项目的启动和推进，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合作，围绕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结构性位置的行业、组织（单位）与重要群体开展了有组织的规模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路径下，包括洛阳一拖、洛矿（洛阳矿山机械厂）、大庆油田等在内的工业生产部门及其具体制度实践以及三线建设等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以社会学的视角、口述史的方法围绕新中国工业建设所展开的研究，对于深化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涵。
首先，围绕工业化问题所展开的口述史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整全性理解。十年来，通过对上述历史进程几百位亲历者的口述访谈，社会学口述史研究系统性回应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是如何在诸多不利因素与结构性约束条件下快速完成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问题。这些受访者朴素的讲述，不只是对历史的补白，也是这段历史进程给普通人所留下的生命体验，而这也构成了包括“主人翁”精神在内各种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核，从而在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成为形塑新的社会底蕴的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其次，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性则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因此，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还尤其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群体——从抗美援朝老兵到不同时代的劳动模范，从知识青年到铁姑娘群体，从赤脚医生到乡村教师，都已经成为口述史关注的重点对象。研究者们通过有组织科研的方式围绕这些重点群体展开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这既是对珍贵史料的抢救性工作，同时也是把具体的人带回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尝试。
当前的口述史研究者更加有计划地推进口述史研究触及的历史界限。他们开始围绕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开口述资料的搜集，围绕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典型样板展开系统分析，通过普通人视角提炼义乌发展经验的同时，也通过研究呈现民营企业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汇入地方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不唯如此，社会学研究者还通过口述史研究方法，对深度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的社会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通过生命历程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逻辑。
范式争鸣、理论创新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底蕴
一直以来，口述史往往被视为一种搜集资料的方法，而且这一方法由于口述资料的特殊性而在真实性与客观性层面受到过很多质疑。随着口述史被引入中国社会学研究，同时也随着口述资料在有关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口述史也在中国学术语境中早已超越了方法维度，在学科范式争鸣、本土理论建构等层面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果，特别是研究者通过口述史研究实践而展开的对于中国社会集体心态与社会底蕴的理论讨论，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历史学家看来，口述资料由于其主观性而不能当作历史真实加以理解，因此，依靠口述资料无法实现重建历史真实的目的。社会学家所聚焦的并不是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本身，而是围绕“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下如何讲述一段过去的事”所展开的讨论。由此，研究者围绕何为“真实”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研究者重新回到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这一经典研究传统，接续涂尔干学派的经典传统，并结合自身的口述史经验提出了“社会力”的概念，强调普通人的口述所呈现的，乃是人们记忆过去的方式，而这一表述与记忆方式本身，既是“社会”的呈现，也是历史演进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研究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问题，从理论层面澄清了真实性问题的不同维度。这样一种源自口述史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争鸣的出现，对于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形成理解与共识，进而打破专业壁垒，形成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口述史研究还激发了方法层面的新挑战。由于口述史访谈的主要对象是普通人，因此在访谈中经常会呈现出记忆的交叠、错乱、混杂等各种状态，受访人或由于客观的自然遗忘，或由于主观的避讳禁忌，或由于下意识的叙事表达习惯，经常会在接受口述访谈时呈现出沉默留白、东拉西扯、模糊不清乃至前后矛盾的状况。社会学研究者基于口述史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提出了“记忆的微光”这一经验性概念，即对受访者所处境况及其具体表达之间关系的深入整全性考察。这些属于“记忆的微光”范畴内的社会事实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某种集体潜意识与群体默认值，是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历史进程本身对具体的人所产生的历史效果。
口述历史与社会底蕴。十年来，研究者从社会记忆与集体生命体验的角度展开大量的经验研究，有研究者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既视感”概念，明确提出社会学立场下的口述资料，本身有其产生的社会结构要素与社会文化背景。这一概念是对长久以来流行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反思与挑战。此外，研究者还提炼出了包括“记忆社区”“记忆共同体”等在内的诸多理论概念，明确指出基于共同生活区域、有着共同文化习俗与命运经历的普通人，恰恰是通过记忆以及对记忆的“表达”达致社会团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者一方面接续了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与“精神世界”命题，以口述史的方式触达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世界图像；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拓展了包括“社会底蕴”“社会团结”等在内的概念边界——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国家，普通人的社会记忆与集体潜意识，实质上是人们共享的意义系统，而这些都在口述史研究中得到了兼具整全性与具象化的呈现。
总体而言，十年来，口述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议题的时空拓展上，还是在方法范式的争鸣融合上，抑或是在问题意识与理论概念的构建创新上，都取得一定的突破性进展。我们正在依托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文明经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活实践经验，构建起具备全球眼光、阐释中国文明、扎根中国社会、面向中国问题、融经验性和理论性于一体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亮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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