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阿姨倒下去的时候，手里的鸡肝散了一地。

那天是2024年8月12号，礼拜五，下午四点多。菜市场门口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的时候她已经侧躺在水泥地上，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发紫。旁边有人喊“打120了”，有人蹲下来叫她名字，她没反应，呼吸又急又浅。

我蹲下去把她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一个布袋子，里头装着一袋猫粮、两根火腿肠，还有一袋用保鲜袋裹着的鲜鸡肝，沾了灰，还带着淡淡的腥气。她大概刚从菜市场买出来，钱还没付，人就倒了。

救护车来得快，跟车的人问谁是家属，没人应。我说我是她邻居，要了医院地址。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拎着她的布袋子回了小区。走到绿化带边上的时候，几只猫从暗处探出头来看我，没过来，就那么远远地等着。我站了一会儿，从袋子里掏出猫粮，撕开一个口子，倒了一些在地上。猫们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凑过来吃了。

我在旁边蹲着看它们吃，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猫认人。它们见过我，知道我跟赵阿姨说过话，所以才肯过来。但以后呢？

赵阿姨要是回不来了，谁来喂它们？

我叫周远，三年前搬进这个小区，租的房，在十三楼。赵阿姨住七楼，我们是在电梯里认识的。刚搬来那几天我进进出出搬东西，有一回抱着个大纸箱进电梯，她帮我按着门，问我住哪层，我说十三楼，她说她住七楼，姓赵，让我以后有什么事就找她。

赵阿姨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最典型的热心肠老太太——花白头发别在耳后，碎花短袖，说话中气足，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见谁都打招呼，不管认不认识。那会儿她六十三，走路带风，提着一大袋猫粮上下楼都不带喘的。

我当时只觉得这阿姨人挺好，没多想。这年头邻里之间点个头就算有交情了，再多就越了界。

真正让我开始注意她，是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十点多回来，走花园小路抄近道，经过凉亭的时候听见里头有动静。昏黄的充电台灯下，赵阿姨蹲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五六个塑料碗，每只碗前面都蹲着一只猫。她手里还托着一只小的，小到能整个儿窝在她掌心里，眼睛都没睁开，稀稀拉拉的毛遮不住肋骨。

她在用针管喂那只小猫喝奶，一点一点地推，小猫的嘴巴一拱一拱的，吃得很费劲。

十月的晚上已经凉了，她穿件薄棉袄坐在石凳上，就为了守这只不知道能不能活的小东西。我问她怎么不上楼，她说这小猫是下午在垃圾桶边上捡的，母猫不见了，她带回去喂羊奶粉，但小猫不怎么会吃，她怕养不活，就一直守着。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在说一件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但她低头看小猫的眼神柔得不像话，橘黄色的灯光落在她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像是软的。

“养得活，”她说，“这个肯吃，肯吃就能活。”

后来我跟她熟了就知道了，赵阿姨喂猫这件事，从2018年就开始了。那年她刚退休，老伴两年前走的，儿子在杭州上班，一年回来一趟算多的。她一个人住在七楼那套两居室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有一天在小区里散步，看见一只橘猫蹲在垃圾桶上翻东西吃，瘦得肩胛骨都凸出来了，她心里一软，上楼端了碗剩饭下来。

六年，从一碗剩饭开始，到后来整个小区里的流浪猫都认识她。

她给每只猫都起了名字，记得每一只的脾气——胆子大的叫“大侠”，怕人的叫“小躲”，爱吃罐头的叫“馋馋”，牙口不好的那只老黑猫叫“老黑”，猫粮得用温水泡软了才肯吃。小区里二十几只流浪猫，她全认得，哪只哪天没来吃饭，她都知道。

她不光是喂，她还管。2021年开始她自掏腰包带猫去做绝育，一只接一只，攒了钱就去，攒不够就等。我说你这样不如搞个募捐什么的，她摇头，说不想麻烦别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自己做了就行。

为了省钱给猫做绝育，她自己在家做饭能省则省，一件碎花短袖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换。她每个月退休金三千多，将近一半都花在了猫身上。

2022年春天，有只叫“小手套”的白手套橘猫得了口炎，嘴巴里全是溃疡，吃不了东西，瘦成了一把骨头。赵阿姨花了整整两天才把它诱捕进笼子，然后打车送到城东的宠物医院，来回路程将近两个小时，她前后跑了四趟。拔牙、住院、消炎，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四千块。

四千块，她得攒小半年。

小手套出院那天我去帮忙接，笼子里的橘猫嘴巴两边剃了毛，露出粉色的皮肤，但精神好多了。赵阿姨提着笼子跟它说话：“好了好了，不疼了，回家了啊。”那语气跟哄小孩一模一样。

她把小手套带回家养了一阵子，每天在朋友圈发照片——“今天肯吃干粮了”“今天长肉了”“今天主动蹭我了”——每一条后面都跟着三四个笑脸表情。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高兴得像个得了新玩具的小孩。

我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些猫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住，儿子隔着一千公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日子是一天一天挨过去的。这些猫就是她的伴，是她每天起床的理由，是她的寄托。

你说她是喂猫，其实也是猫在陪她。

这种平衡在2024年的夏天开始被打破。

事情的导火索是七月中旬物业发的一则通知，贴在公告栏里，也发到了业主群。说近期有业主多次投诉小区流浪猫数量过多，存在安全隐患和卫生问题，物业将联系相关部门进行“集中整治”。“集中整治”四个字说得很官方，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赵阿姨平时在业主群里几乎不说话，顶多发个节日祝福。但那一次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她这些年一直在给猫做绝育，不会无限繁殖，喂食的地方她每天都打扫，希望物业和邻居们能多些宽容，“给这些小生命一条活路”。

消息发出去之后，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最后有三个人发了大拇指的表情，物业经理回了一句“我们会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清理开始得很快。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赵阿姨下楼喂猫，发现她常年放猫粮碗的那个角落被清空了——碗不见了，她拿旧衣服和纸箱搭的几个猫窝也全没了。她去找物业，物业说是按规定清理的，让她理解配合。

她没有闹，默默换了个地方，把喂猫点挪到小区最角落的一片绿化带后面。没几天，新地方也被清了。她再换，对方再清，像一场无声的拉锯战。

那段时间赵阿姨明显不对劲了。她本来就瘦，脸颊陷下去之后颧骨显得特别高，眼窝也凹进去了。上下楼要扶着扶手喘半天气，走路的速度慢了很多。有人劝她算了，跟物业对着干没好处，为几只野猫得罪人不值当。她也不辩解，只是轻轻摇头。

到了八月初，她开始把猫粮分装在小塑料袋里，一次带一小袋，偷偷地喂。喂猫的时间改到了早上五点半和晚上十一点以后，人少，不容易被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左看右看，确定没人了才蹲下去倒猫粮。

有一回我下夜班，快十二点了，在小区里碰见她。她拎着个布袋子，弯着腰沿着绿化带慢慢走，嘴里发出“咪咪咪”的声音。那些猫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把她围在中间，尾巴竖得高高的。路灯昏黄，她的影子又细又长，但那一群猫绕在她脚边的样子，让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我当时想，这事大概就这样了吧。她偷偷喂，物业偶尔清一清，双方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平衡，日子还能往下过。

但我没想到她的身体先撑不住了。

赵阿姨一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年吃药控制着，平时看着还行，但底子早就掏空了。那些天她为了赶在物业上班前喂猫，早上五点多就起来，晚上又睡得很晚，加上心里一直绷着根弦，怕猫被抓走，怕邻居投诉，怕物业又来人清理——六十多岁的人了，哪经得住这么折腾。

8月12号那天下午，她出门买鸡肝。小手套手术后牙口不好，她一直给它单做鸡肝拌猫粮，新鲜的鸡肝煮熟了切碎了拌进去，别的猫没有就它有。这事她坚持了两年多，从没断过。

那天太阳很毒，气温接近四十度。她从菜市场出来，拎着装鸡肝的袋子，突然眼前一黑，人就倒了。

医生说急性心肌梗死，好在送来得快，做了介入手术，命捡回来了。但元气大伤，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一股劲。

赵阿姨的儿子赵阳从杭州赶回来，在医院陪了十天。他是个三十来岁的程序员，戴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在医院那几天，他的情绪肉眼可见地在变化——头两天是着急害怕，后几天慢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我有一回去医院送东西，走到病房门口，听见赵阳在里面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冲。他说他每次打电话都让她注意身体、别老往外跑，她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却天天去喂那些野猫。刮风下雨也去，大中午也去，这次好了，把自己折腾进医院了。他问她，你倒下了，那些猫能来照顾你吗？你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办？

赵阿姨没说话。她侧躺在床上，脸朝着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看见她搁在被子上的手攥着被单，攥得指节发白，一直在抖。

赵阳说完，重重地坐到陪护椅上，两只手抱住头，很久没动。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说实话，我不能说赵阳不孝。他是独生子，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在家，身体本来就不好，还把所有心思花在流浪猫上，最后把自己累到心梗住院——换哪个做儿女的不着急、不上火？他的愤怒里有心疼，有愧疚，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在杭州打工还房贷，不可能辞职回来守着，他能做的就是远程管着，让她平平安安的、别再折腾了。

但问题在于，他理解的“平安”，和赵阿姨需要的“平安”，可能不是一回事。

赵阿姨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赵阳假期有限，待了十天就回去了，临走请了护工。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瘦了一大圈，原本合身的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头发白得更多了，像是老了十岁。她看见我笑了一下，但那笑意浮在脸上，没进到眼睛里。

回小区的路上她坐在后座一直没说话。快到了才开口问了一句：“小周，那些猫还在吗？”

我说还在，有几只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她没再问了，转头看着窗外，沉默了一路。

回了家之后，她整个人像是被关了开关。头一个礼拜我没见她下过楼，我每天上下班经过七楼，只能听见她屋里隐隐约约传出来的电视声。赵阳给她买了智能音箱，设了吃药提醒和天气预报，又给手机装了外卖软件，每天打电话回来查岗——吃了没、药吃了没、血压量了没，事无巨细。

赵阿姨出院的头两个月，一次猫都没喂过。

不是她不想喂。我后来才知道，她出院第二天赵阳就跟她把话说得很明白——你要是再去喂那些猫，我就辞职回来天天看着你。这话对赵阿姨来说太重了。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拖累儿子，她知道儿子在杭州打拼不容易，房贷车贷压着，要是真因为她辞了工作回来，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所以她忍了。

但一个人忍着不做自己做了六年的事，那种难受是藏不住的。好几次我在电梯里碰见她，她整个人缩在角落里，低着头，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声音轻得像蚊子。她的眼睛总是下意识地往小区绿化带那边瞟，瞟一眼又赶紧收回来，像做贼一样。

有一次傍晚我在阳台上收衣服，无意间往下看了一眼，看见她站在十三楼下面的空地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小区角落那片灌木丛。那个方向，是她以前喂猫的地方。她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手里什么都没拿。大概站了有十分钟，然后慢慢转过身，低着头往回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拖着什么东西。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像一棵被连根拔起来的树，虽然还活着，但根已经不着地了。

到了十月底，小区里发生了一件事，把一切都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我正准备睡觉，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尖锐的猫叫声，然后是人的呵斥声和什么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我跑到阳台往下看，看见两个保安打着手电在绿化带里追什么东西，手电的光柱晃来晃去。猫叫声又尖又惨，然后突然停了。

第二天我才知道，物业叫了专业的捕猫公司，在小区里放了诱捕笼，一夜之间抓了七八只猫。抓走的猫据说是被带到郊外“放生”了，但那种地方没有食物来源，基本等于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没有告诉赵阿姨这件事。但那几天业主群里有人在说这事，有人拍手叫好，说终于清净了。赵阿姨也在群里，她一定看到了。

她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平静。那几天她照常下楼买菜，照常低着头走路，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她的脸色越来越差，眼窝陷得更深，说话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直到那个周六早上。

那天我早起去晨跑，六点不到出的门。天刚蒙蒙亮，小区里几乎没人。我跑了一圈回来，经过那片被清理过的绿化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赵阿姨蹲在一丛灌木后面，穿了一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她面前放着一个小小的塑料碗，碗里倒着猫粮。她蹲在那里，两只手抱着膝盖，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走近了才听到，她在哭。

那是一种很压抑的哭声，她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只有断断续续的呜咽。眼泪顺着她消瘦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膝盖上，滴在泥土里。

她面前的那只塑料碗旁边，蹲着一只猫。是那只叫“老黑”的老黑猫，瘦得不成样子了，左前腿好像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它低着头吃猫粮，吃得很快，像是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

赵阿姨看着老黑，一边哭一边很小声很小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她在跟谁说对不起。是跟老黑，还是跟那些被带走的猫，还是跟她自己。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没有走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刻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不该被打扰。

那天上午我没忍住，去了七楼。敲了门，赵阿姨过了好一会儿才来开。她换了件衣服，头发也梳过了，但眼睛是肿的，红红的，一看就知道哭过。她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进去。

她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干净到让人觉得有点空。客厅茶几上摆着一个相框，是她儿子大学毕业时拍的照片，旁边放着那个智能音箱。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厨房台面上搁着刚买回来的菜。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像一个普通老太太的普通生活。

但靠近阳台的那个角落，放着几个空了的猫窝，叠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了一块干净的旧床单。猫窝旁边放着半袋没拆封的猫粮，和一个印着宠物医院名字的袋子。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我心里一酸。她说：“收起来了，用不上了。”

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聊的都是些不相干的——她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我问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她说好多了。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那些猫。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说话。不是跟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她说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小区花园里，那些猫都在，大侠、小躲、馋馋、小手套、老黑，还有那只她亲手喂大的小奶猫，在梦里它已经长成大猫了，毛色油亮亮的。它们围着她转，蹭她的腿，跟以前一模一样。

然后她醒了。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屋里黑漆漆的，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躺了很久，然后起床，穿衣服，去厨房拿了一个塑料碗，装了一小袋猫粮，下楼了。

“我就想看看，”她说，声音很轻，“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

然后她找到了老黑。老黑躲在以前喂食点附近的灌木丛里，左前腿受了伤，瘦得皮包骨头，看到她的时候往后退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慢慢地、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它就那么走过来的，”赵阿姨说，眼眶又红了，“它腿断了，也不知道是谁打的还是被什么夹的，就那么走过来的。”

她蹲下去倒猫粮，老黑低着头吃，吃得很急。她蹲在那里看着它，忽然就忍不住了。那些憋了两个多月的情绪——对猫的担心、对儿子的愧疚、对物业的无力、对自己身体的不争气——全部堵在嗓子眼里，化成了一句接一句的“对不起”。

她跟老黑说了很久的话，跟它说别的猫去哪儿了她也不知道，说她不是故意不来的，说她每天都在想它们，说她对不起它们。

老黑当然听不懂，但它吃完了猫粮之后没有走，蹲在她脚边，用脑袋蹭了蹭她的脚踝。

赵阿姨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彻底哑了。她低下头，两只手紧紧攥着衣角，肩膀一抖一抖的。过了一会儿她缓过来，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委屈，又像是下定决心之后才有的那种平静。

她说：“小周，我六十三了，活也活不了多少年了。那些猫在外面挨饿受冻，被人赶被人抓，我在这里头待着，吃饱穿暖，心里头一天都没有安生过。”

她说：“我儿子怕我累死在外面，可我在屋里头待着，心早就死了一半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一个六十三岁的女人，靠着每月三千多的退休金过日子，没有丈夫，儿子远在千里之外。她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最大的“事业”就是照顾了一群无家可归的猫。所有人都跟她说这没什么用、不值得、算了吧——连她最亲的儿子都这么说。

但她没法算了。因为那些猫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算了”可以解决的事。那是她六年的日常，是她每天出门的理由，是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待不下去时唯一想见到的活物。它们是她的伴，是她选择的责任，是她自己赋予自己的、这个世界上独属于她的那份意义。

别人不理解，她不在乎。但当她连去做这件事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

那天从赵阿姨家出来，我没有直接上楼。我在小区里走了一圈，走到那片被清理过的绿化带前面站了一会儿。灌木丛被修剪过了，地上的猫粮痕迹早就被冲刷干净了，那些猫窝、猫碗、猫玩具，全都没了，就好像这里从来不曾有过那些生命。

但我知道它们存在过。赵阿姨知道。那些猫自己也知道。

十一月的时候，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转折。

起因是老黑。老黑在小区里又出现了几次，拖着那条伤腿到处找吃的，翻垃圾桶，舔地上的水渍。有业主拍了照片发到群里，说怎么还有猫，物业到底管不管了。物业回复说会继续清理。

赵阿姨看到那条消息之后，做了一件事。

她打电话给赵阳，母子俩在电话里说了将近两个小时。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赵阿姨后来跟我提了一嘴，她说她跟儿子说了一句话——“你可以不让我下楼喂，但我不能看着它们死。你给我一个办法，别的我都听你的。”

赵阳大概是被他母亲的认真劲儿震住了。也可能是这两个月他也一直在想这件事——他管得越紧，母亲的精神状态越差，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他想要的只是母亲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但如果这种“平安”是以剥夺她所有的精神寄托为代价的，那这种平安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他们母子俩是怎么谈的，但结果就是，赵阳松口了。

他提了几个条件：第一，喂猫可以，但每天只能去一次，不能天不亮就出门，不能太晚回来；第二，不能再自己掏大钱给猫看病做手术，遇到需要救治的猫，可以拍照发到网上去找救助组织，但不能硬扛；第三，他会在家里装一个摄像头，不是监视，是随时能看到她的情况，万一再有不舒服能第一时间知道。

赵阿姨全都答应了。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完全遵守这些条件——我猜她肯定会在某些时候偷偷多去一趟，偷偷多花一点钱，偷偷给某只特别亲的猫多塞一根火腿肠。但至少表面上，母子俩达成了某种和解。这种和解不是谁说服了谁，而是两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给彼此留了一点余地。

从那以后，赵阿姨又出现在了小区的角落里。

她还是早上五六点出门，提着她那个旧布袋子，沿着绿化带走一圈。她不再在一个固定地点放猫粮了，而是分散在不同的角落——灌木丛下面、空调外机后面、电动车棚的夹缝里。猫们似乎也知道要低调，吃完了就散，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摇大摆地蹲在路中间。

老黑的腿在赵阿姨的护理下慢慢好了，虽然走路还是有点跛，但至少不再一瘸一拐了。小手套偶尔也会出现，远远地蹲在花坛边上，等赵阿姨走近了就凑过来蹭她的手。大侠和小躲不见了，不知道是被人带走了，还是自己跑到了别的地方。赵阿姨每次路过以前它们常待的地方，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轻轻叹口气，继续往前走。

2025年春节，我回了老家，待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小区里挂满了红灯笼，年味还没散尽。

我到的那天是初七的晚上，进了小区先看见了一个东西。

在绿化带深处的一棵冬青树下，多了一个新的猫窝。不是以前那种用旧衣服和纸箱凑合的，而是一个正经的木制猫窝，刷了防水的漆，顶上还盖了一块塑料布挡雨。猫窝不大，刚好能容下一两只猫，藏在灌木丛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猫窝旁边摆着两个碗，一个盛猫粮，一个盛水，都干干净净的。

我没问赵阿姨这个猫窝是谁放的。因为那个木工活做得虽然粗糙，但一看就是用心了的——边角都打磨过了，没有毛刺，入口的大小也刚好够一只猫钻进去。这种细致，只有一个人会有。

但我知道赵阿姨不会承认。她现在学会了藏，学会了低调，学会了在不被注意的角落里做她想做的事。

二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赵阿姨坐在楼下的长椅上。夕阳正好，金红色的光照在她身上，她眯着眼看着远处绿化带的方向，嘴角带着一丝笑。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老黑正趴在那个木制猫窝旁边晒太阳，尾巴一甩一甩的。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她指着老黑跟我说：“你看，长肉了。”语气里有一种很踏实的满足感，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开心，而是像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之后，那种安安静静的、从心底里泛上来的踏实。

我忽然想起半年前她倒在菜市场门口的样子，想起她躺在病床上脸白如纸的样子，想起她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缩成一团说“心早就死了一半”的样子。然后我又看了看此刻的她——头发还是白的，人还是瘦的，但她眼睛里有了光，那层灰蒙蒙的东西不见了。

我意识到一件事。

赵阿姨喂猫，从来就不只是“做好事”。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找到的一个位置。当一个人失去了丈夫、远离了儿子、退出了职场、被社会一步步边缘化之后，她需要一个理由来证明自己还活着、还有用、还被需要。那些流浪猫需要她，所以她活着有意义。这跟别人理解的“值不值得”没关系，跟她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有关系。

剥夺她喂猫的权利，等于剥夺她活着的意义。这比高血压、比糖尿病、比心肌梗死都更让她活不下去。

而赵阳最终明白的，大概也是这一点——他想要的是一个活着的母亲，而不只是一个在监控摄像头里按时吃药、准时吃饭的、安全但枯萎的躯壳。

天快黑了，赵阿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跟我说她要上去了，儿子七点要打视频电话过来。她走到楼门口，又回头往老黑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刷卡进去了。

老黑趴在夕阳最后一点余晖里，金色的光铺在它的黑毛上，像是镀了一层边。它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肚皮朝天，四仰八叉地躺着，舒服得不像一只流浪猫。

我站起来也准备上楼，手机突然响了，是公司群消息。我一边回消息一边往楼里走，余光扫到冬青树下又有两只猫钻了出来，一前一后走到老黑旁边，挨着它趴下了。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赵阿姨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喂几只野猫，种几棵菜，修修补补一些早就该扔掉的旧东西。没人给他们发奖状，没人觉得他们做了多大的贡献。但就是这些人，让一些本该死掉的东西活了下来，让一些本该冷掉的地方还有温度。

电梯到了七楼，门开了，我走出去，楼道里安安静静的，空气中飘着一股饭菜的香味。那是赵阿姨在做晚饭。

我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停了片刻，听见里头传出她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在跟儿子视频。她的笑声从门缝里挤出来，不大，但实实在在的，像个正常过日子的人在笑。

我继续往楼上走，心里想，明天要是早下班，路过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帮她带两斤鸡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