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9日下午5点半，东京涩谷区圆山町一栋名为“喜寿庄”的木造公寓里，一名女性被发现了，她穿着一件米色Burberry风衣和蓝色连体裤，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尸体头部附近有一个敞开的单肩包，里面有一些现金和28个没拆封的避孕套。
死者的工作证上印着她的身份，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渡边泰子，39岁，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位东电女高管的双面人生才是这起案件引发轰动的真正原因，她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电力工作，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完全没有经济压力。
但自1991年起，她就在涩谷区圆山町和道玄坂一带从事卖春活动，白天她是高级经济研究员，晚上就混迹在涩谷红灯区以极低的价格接客，她的母亲知道女儿在卖春，但选择了沉默，她的同事和朋友们则完全不知情，这种巨大的身份反差让整个日本社会都炸了锅。
案件最初的嫌疑人是在附近餐厅工作的一名尼泊尔籍男子戈文达·普拉萨德·迈纳利，之所以锁定他，一是他住在案发公寓附近，二是他有非法滞留的问题，三是他的精液正好被发现在案发现场一个使用过的蓝色避孕套里。
但戈文达从来就不是唯一与泰子接触过的男人，法医的鉴定报告显示，死者体内有来自多个男人的残留物，戈文达只是其中一个，而且那个避孕套里的精液很可能只是陈旧痕迹，2000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裁定证据不足，戈文达被宣判无罪。
他以为可以回家了，亲属还在尼泊尔等着他，但检方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直接提起上诉，还申请了禁止出境的强制令把他扣在日本，高木俊夫法官在同年12月推翻了一审判决，改判戈文达无期徒刑，2003年10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无期徒刑就此敲定。
戈文达自己都搞不清楚，明明没有任何物证能够证明他与死亡直接相关，怎么就从无罪变成终身监禁了，他没有放弃，2005年3月他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再审请求，但一直被无视，转机来自日本法医学界的泰斗上野正彦教授，他始终对案件存疑。
检方当年认定厕所里的精液是案发当晚留下的，用来把戈文达钉死，但上野教授通过实验证明，在充满细菌和污垢的下水道环境中，精子根本不可能在十天后还保持那样的形态，那个避孕套里的精液是戈文达在案发前很久留下的陈旧痕迹，与杀人案毫无关系，真正炸响的炸弹是检方后来迫于压力解封的一份DNA鉴定报告。
报告内容触目惊心，在泰子阴道深处残留的精液、手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大衣血迹中混入的血液，这些与戈文达无关，所有最直接最核心的证据全部指向同一个未知的男性。
体毛DNA也与该未知男子的样本一致，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检方早就拿到了这些证据，他们知道受害者胸口上提取的唾液属于O型血，而戈文达是B型血，但这份决定性的无罪证据在审判中被全程隐藏，从未向辩护律师公开过。
2011年7月，在再审请求过程中东京高等检察厅终于同意进行新的DNA鉴定，结果推翻了有罪判决的一切基础，2012年6月7日，东京高等法院正式决定重审，同时作出停止执行刑期的决定。
戈文达被释放并被遣返尼泊尔，此时距离他案发后第一次被捕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同年11月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宣判无罪，2013年东京地方法院裁定日本政府支付约6800万日元的国家赔偿。
但真凶没有被抓到，戈文达出狱后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东京地方检察厅在2011年9月被迫公开了一大批此前刻意隐藏的证据，内容包括案发后凶手遗留在现场的详细DNA鉴定图谱、受害者在遇害前几小时内与一名身份不明男子有暴力性接触的确认报告、以及当年调查期间就已经锁定的多个可疑人员的排除名单。
日本调查记者随后追踪发现，泰子的电车定期券在距离案发现场十公里外的巢鸭被人刻意丢弃，而案发后恰有一名神秘男子从圆山町搬到了巢鸭，就住在定期券发现地附近，这条线索在当年被警方完全无视，因为戈文达这个替罪羊太好用了。
经此一案，日本司法体系的多个致命缺陷暴露得清清楚楚，检方可以随意隐藏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因为没有强有力制裁措施，证据开示制度对违规行为几乎没有威慑力。
外国人一旦卷入刑事案件，司法系统倾向于优先完成指标而不是追求公正，2012年11月，戈文达在加德满都召开记者会，他说日本警察、政府和司法机关应该向我、我的家人和尼泊尔人民道歉，日本司法体系一团糟。
两根体毛和一纸隐瞒了十四年的DNA报告揭开的秘密，不仅仅是一个尼泊尔人被冤枉的故事，它告诉所有人，一个无辜的人可以因为检方的工作不力坐十五年牢，一个真凶可以因为检方的选择性隐蔽逍遥法外二十九年。
戈文达等来了68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没有人能补给他这十五年的光阴，真凶至今没有被抓获，东京电力OL杀人事件依然是日本平成年代最著名的悬案之一。
如果没有这根体毛和那滴不属于戈文达的精液，这个尼泊尔人恐怕会死在监狱里，一辈子都等不到清白的那一天，他等到了，但那个未知的真凶还在，而这，就是日本司法在二十世纪留下的最可耻的一道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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