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走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从县城赶回村里，路上车打滑，差点翻进沟里。等我推开家门的时候，父亲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只是眼睛一直盯着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跪在床边，握住他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一个人扛起一袋水泥，能把我高高举过头顶。现在却瘦得只剩骨头，皮肤上布满了老年斑。
"爸，我回来了。"我说。
他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柜子……里面……有个盒子……"
我以为他在交代存折的事，就说："爸，你别操心这些，先养好身体。"
他摇了摇头，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像是攒了很久的力气，一字一字地说："你妈……没死。她在……市里……当领导。"
我愣住了。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告诉我，母亲在我三岁那年得了急病走了，村里人也都这么说。
"爸，你说什么？"我以为他糊涂了。
但他的眼神很清醒，甚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他又说了一遍："你妈活着。姓周……周……"后面的话含混不清，他的手在我掌心里抖了几下，然后慢慢松开了。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遗体旁坐了一整夜。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推开门，整个院子白茫茫的，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办完丧事后，我打开了父亲说的那个柜子。那是个老式的樟木柜，锁已经生锈了，我用螺丝刀撬开的。里面有一个铁皮饼干盒，上面印着牡丹花，漆都掉得差不多了。
盒子里有几样东西：一张泛黄的结婚照，一封信，还有一张剪报。
结婚照上，父亲穿着中山装，年轻得我几乎认不出来。旁边的女人扎着两条辫子，长得很清秀，眼睛弯弯的，带着笑。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是我的母亲，一个我以为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的人。
信是父亲写的，但没有寄出去。信纸已经发黄发脆，字迹是父亲那种歪歪扭扭的笔迹。信上写着：
"秀兰，孩子很好，你不用挂念。他上学了，成绩还行。我不会告诉他的，你放心。"
日期是1998年，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剪报是从一份市级日报上剪下来的，日期是2015年。上面有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女人在会议上讲话，图片说明写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秀兰在会上发言"。
我把那张剪报和结婚照放在一起对比。二十多年过去了，人的变化很大，但眉眼之间还是能看出相似。特别是眼睛的形状，和照片上那个扎辫子的姑娘一模一样。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难过，或者该庆幸。我的母亲活着，这本该是一件好事。但她活着，却让我当了二十多年没妈的孩子。
我在村里长大，从小被人叫"没妈的娃"。小学的时候，别的孩子有妈妈来接，我只有父亲。父亲是个泥瓦匠，手上总是粗糙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他不会做饭，我们爷俩吃了好多年的面条和馒头就咸菜。
村里的婶子们偶尔会可怜我，塞给我一个煮鸡蛋或者几块糖。有时候也会在背后议论："这孩子可怜，没了妈。老林一个人拉扯，也不容易。"
我用了三天时间消化这件事，白天处理父亲的后事，晚上就坐在那个铁皮盒子前面发呆。我把那封没寄出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去找了村里的刘婶，刘婶今年七十多了，是村里的老人，什么事都知道。我没有直接问母亲的事，只是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想了解一下父母当年的事。
刘婶叹了口气，说："你爸这辈子不容易。你妈当年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长得好看，人也聪明。你爸去镇上干活认识的她，追了好久才追上。结婚头两年还挺好的，后来你妈考上了大学，就不太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我问。
"你妈有本事后，调到了县里的机关单位。你爸就是个泥瓦匠，大字不识几个。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后来听说你妈认识了县里的一个干部……"刘婶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你爸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些？"
我摇摇头。
"那年你才三岁。你妈跟你爸提了离婚，你爸死活不同意。后来你妈还是走了，把你留给了你爸。你爸觉得丢人，就对外说你妈病死了。村里人大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你可怜，也没人戳破。"
我听完这些，坐在刘婶家的院子里，半天没说话。冬天的风很冷，吹得人脸疼。
回到家，我又看了一遍那张剪报。周秀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上网搜了一下，能找到不少关于她的新闻。历任县妇联干事、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副县长、市民政局局长……一路走上来，履历很漂亮。
简历上婚姻状况那一栏当然不会写，但我在一篇早年的报道里看到过一句话，说她"家庭幸福，丈夫是市里某局的干部"。
所以她离开我们之后，又有了新的家庭。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再生孩子。如果有的话，那个孩子从小有妈妈陪着长大，有人给他梳头发，有人给他做饭，有人在家长会上坐在下面听老师讲话。而我什么都没有。
说不恨是假的。但那种恨不是咬牙切齿的恨，更像是一种钝痛，闷在胸口里，说不清道不明。
过完年，我去了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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