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艺术家就是等不了哪怕一秒钟，必须立刻做出下一张专辑。保罗·西蒙对此深有体会。
1986年8月25日，西蒙发行了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Graceland》。这张专辑的问世，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位歌手当时的存在危机。在此之前的1983年，他推出的《Hearts and Bones》表现平平，仅仅在公告牌二百强专辑榜上爬到第35名，虽然在榜18周，却是西蒙至今销量最低的一张专辑——只卖出43,380张。而《Graceland》的全球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600万张。更糟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西蒙与当时妻子凯丽·费雪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两人结婚不到一年，便于1984年7月分道扬镳。《Graceland》于是成为西蒙重新找回自我的一次契机。
这次重生，要从一盘磁带说起。在制作《Graceland》之前，有人给了西蒙一盘盗录磁带，里面灌满了南非索韦托的街头音乐——township jive。西蒙将这种音乐形容为“很棒的夏日音乐”，混合着“一种非常早期的摇滚乐，属于黑人、都市化、五十年代中期的摇滚乐感觉”。这个新发现点燃了西蒙的好奇心。1985年2月，他订了一张飞往约翰内斯堡的机票，带着音响工程师罗伊·哈利在当地的Ovation录音室，为《Graceland》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然而，尽管西蒙此行初衷是好的，时机却极为糟糕。彼时的南非正处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深渊，整个国家强制推行不同种族间的隔离政策。白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而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群体则被系统性剥夺。西蒙抵达这一年，被很多历史观察者形容为“种族隔离社会终结的开始”，但在当时，局势依然紧绷。抗议的方式之一便是抵制，其中就包括文化抵制。众多艺术家和音乐人拒绝前往南非演出，以此孤立白人少数政权。西蒙不顾联合国发起的文化抵制，直接与当地黑人音乐家合作并前往南非录音，这一行为立刻将他卷入巨大争议的漩涡。批评者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对文化抵制运动的破坏，而在那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语境下，单纯的“文化欣赏”，一不小心就会被视作“文化挪用”。
西蒙本人对此一直有自己的解释。他曾在当时的采访中表示，自己是先去南非聆听音乐家的作品，之后才被音乐家们邀请去合作，并非单方面的“索取”。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在于连接，而非隔离。无论争议如何，《Graceland》最终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将非洲合唱团的吟唱、南非乡镇吉他的跳跃式旋律，与西蒙标志性的叙事民谣无缝缝合，诞生了一种前互联网时代几乎没人想象过的声音。那时，没有互联网可以让人即时连接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们主要还是通过电视、磁带和广播接触音乐。一个陷入创作疲惫的纽约音乐人，偶然听到一盘来自地球最南端某处的磁带，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塑造了一个文化事件。
几十年过去，围绕《Graceland》的争论从未完全平息，但在纯粹的听觉层面，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否认它的伟大。那张专辑里流露出的，是一个中年创作者在经历离婚与事业低谷后，近乎贪婪地汲取异域能量，再用自己最精湛的技艺将其打磨成的璀璨宝石。它证明了，最动人的创作，往往诞生于创作者最迷失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也许远方会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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