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珍贵老照片曝光，李叔同之子李端与孙女李莉娟罕见同框|出家|弘一法师|李叔同|李端(运动员)|李莉娟

说起李叔同，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是写出《送别》的弘一法师，是近代有名的大艺术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留在俗世的后代，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张1980年拍摄于杭州灵隐寺的老照片，极少对外公开，站在镜头前的，就是李叔同的亲儿子和亲孙女，一大家子全是普通人，半点没有名门之后的架子。

1956年冬天，天津李家老宅的院门挂上了“公用”的牌子，院里头的老槐树还立着，门楣上的雕花痕迹也没消，只是这院子不再是李家独一家住了。那时候不少晚清发家的大家族都遇上这事，原来一大家子挤几进大院的日子，慢慢就成了过去式。李叔同留下的这个家，也悄悄迎来了彻底的改变。

李叔同当年生在天津盐商家庭，家底殷实，哥哥们早就接手了家里的生意家务，他作为小儿子反倒落了清闲。靠着这份空闲，他接触到新式学堂，后来还留学日本，玩上了西洋音乐美术和话剧，成了新文化圈子里的活跃人物。家里安排的世俗生活他没推，该结婚生子就按部就班，可他心里一直想着走另一条更安静的路。

1918年，年过中年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不少人说他是看破红尘斩断俗世，其实他没把该担的责任全扔下。他把自己能支配的财产安排得明明白白，给妻儿留足了保障，还要求把家谱族产好好整理保留。1942年他圆寂，骨灰一半安置在寺院，一半送回故乡祠堂，僧俗两路没有完全割裂，给后代留了条既分又连的生路。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住房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少旧大宅都被征用安排，旧家出生的孩子，找个稳定的单位上班是最实在的选择。李叔同的小儿子李端，就进了邮政系统当了一名普通职工，成了实打实的国家职工。那时候邮政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作不起眼但十分稳当，刚好适合从旧家出来的李端。

李端一辈子低调，从来不和同事主动提自己的出身，别人问起父辈，只说早年是读书教书的，半个字不多提弘一法师的名号。他一辈子爱记账，收入支出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扣完家用剩下的钱都攒着给孩子，亲戚担心他自己不够用，他笑着说够，单位还发了布票。原来李家盐商出身，管账就是祖传的本事，从前算的是盐号的大账本，现在算的是自己家的小日子，内核其实一点没变。

到了李叔同的第三代，职业就更普通了。有在邮电系统的，有在农机单位的，有做编辑的，还有当老师的，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就是一名语文老师。她办公室的小书柜，一边放教材教辅，一边放和近现代文化相关的旧书，同事看到书上有“叔同”的字样问起，她只说是亲戚长辈，轻描淡写就把话题带过去了，半点不想靠着家世蹭光环。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文化领域慢慢恢复正常，不少研究者开始搜集弘一法师的相关资料，南方的僧人和居士给李端写了信，想从家属这里补点一手信息。李端想想，这事也该给父亲给家族一个交代，就收拾东西南下杭州见了他们。对方问他家里有没有父亲留下的信件，他说有几封，可以抄一份给他们，原件得留在家里，既愿意分享研究资料，也守住了家族的根。

回到天津之后，李端花了整整一个冬天，把家里存的书信题跋全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字迹工整还带着老年人的颤抖，看不清的地方就写“待考”，绝不瞎编乱猜。春天到了，他把装订好的抄件寄了出去，晚辈担心资料外传会出问题，他说抄的是给别人研究的，原件在家留着，研究者需要真东西，不能糊弄人。这些抄件后来成了研究弘一法师的重要一手史料，不算起眼但足够珍贵。

1980年深秋，一直敬重弘一法师的广洽法师攒了个局，让弘一法师的家属们到灵隐寺聚聚，还提议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地点选了后山一间很少使用的旧禅房，地方偏够安静，刚好站下九个人。李端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拍，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拍啥，晚辈劝他说正因为年纪大才要留个纪念，这才站过去。

九个人分两排站好，前排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后排是晚辈和陪同的居士，没有精心摆姿势，也没搞什么隆重的仪式，就是普普通通站着拍了一张。照片洗出来，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名人之后，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朴素的毛衣，和那时候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出来旅游合影没差。就是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藏着李家整整一百年的时代变迁。

从李叔同1918年出家，到1942年圆寂，再到1980年拍下这张合影，前后隔了六十多年，不变的是都在杭州的寺院里，变的是站在这里的人的身份。原来的名门盐商之后，全都成了新体制里的普通职工，有人领邮局工资，有人拿学校课时费，全都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普通人。没人想着要靠着李叔同的名头复兴家族，大家就想过稳当日子。

李叔同当年那种自律简朴、重视责任的性子，也没丢，只是从艺术书斋转到了邮局、课堂、工地上。李叔同选了出家的路，后代没跟着走，但把骨子里的东西悄悄续上了。这张照片一开始就安安静静躺在家里的相册里，逢年过节亲戚翻出来，也就提一句当年去杭州玩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