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宫》中的太阳宫
出身清代贵族之后的叶广芩被誉为“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旗手”，她的“京味小说”三部曲《采桑子》《状元媒》《去年天气旧亭台》，采取单独立传又互文互见的方式，通过编织“我”的大家族生活，呈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北京的巨大变化。
收于《去年天气旧亭台》的《太阳宫》一篇发表于2014年，记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小说中的“我”与太阳宫村曹“二姨”家的故事。还没上小学的“我”，曾随母亲去二姨家暂住两日，期间热衷于和二姨儿子曹太阳（小名日头）玩耍。他带“我”去南边夏家园村的窑坑水坑摸鱼，感受乡间的动植物，带“我”看了一座太阳宫。
小说中的“我”之所以执意想看太阳宫，是因为“出东直门，称得上‘宫’的也就是这儿”。以“宫”为名，直觉上给人以高大的感觉，更何况我对“宫”的印象来自家附近的雍和宫。正因为对“宫”有先入为主的理解——“庙应该有琉璃瓦”，“黄灿灿一大片屋顶”，在小说中，当“我”看到太阳宫只是一座“颓废的小院”，与“红墙黄瓦”毫无关系时，便十分失望。进到院内，影壁已经露着土坯内胆，“院门口两棵老榆，房后一株病柳，三间歪斜的平房，一只半埋的破钟”。庙里小屋，“坐着四个缺胳膊少腿的神像，神像泥皮脱落，面部塌陷，粗造拙劣”。一切都显示出颓败的情形。后来的两三年，日头家发生巨变。到1952年，日头决定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来“我”家告别时，他说太阳宫已经改成了小学，那“四位老爷”更是“扔窑坑，彻底化成泥了”。
这座被叶广芩写进小说、用以呈现北京历史文化的太阳宫，具体情形如何，与现在的太阳宫地区之间有何种关系，它具备了什么独特的历史记忆，还能否找到它的原址？这着实让人好奇。
宫名与地名的得名先后
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依靠平时对“宫”的认识，以及从地铁、新闻里听到的太阳宫名号，便与《太阳宫》小说中的“我”一样，犯了“经验”错误：认为这里必然有一座辉煌的宫。而且我还认为，太阳宫地区的名称，必然就是源自这座太阳宫；至少是先有宫，后有地名，地名源自宫名。然而，据小说中言，事情并非如此——日头说乾隆东巡，走到这座村，正好看到日出，光芒万丈，照耀大地，便作诗一首，说这里像是太阳宫。随即赐名。后来，村民就盖庙来祭祀太阳，这个庙便叫太阳宫。
目前，太阳宫及其附近的芍药居，均称是由乾隆皇帝赐名，这不免有附会、贴金之感。据学者近年在太阳宫地区的调研，乾隆的赐名故事与太阳宫的得名逻辑，是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杨积堂《城乡融合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韩宪洲编《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报告2019》，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在这种叙述逻辑里，太阳宫并非先建宫、后有地名，而是先有地名、后建宫——这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而且似乎有一点违背常理。通常来说，像太阳宫这样名称里包含特定指向意义字词的地名，往往是先有其实体或历史背景，随后逐渐发展、固化为地名。就如北京八王坟、炮局胡同，总是先有八王之坟和铸炮厂，才形成特有的对应地名。
太阳宫地区官方编纂的《太阳宫乡志》（方志出版社，2023年）对太阳宫得名的说法，与小说差别不多，不过却有一处另类的补充。《太阳宫乡志》介绍了乾隆将村庄赐名“太阳宫”，村民合力建起“太阳宫”庙宇后，又突兀地称“后附近逐渐形成村落，并以此命名为太阳宫村”。前文是此地本有村庄而得赐名太阳宫，后文则是称先有太阳宫而后聚居成太阳宫村。这种前后矛盾表明，编纂者可能隐约意识到太阳宫先有地名、后建宫的得名方式存在难解之处，试图弥合而未能妥善处理。
实际上，在涉及太阳宫得名的表述中，《太阳宫乡志》矛盾的记录并非孤例。新近出版的《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方志出版社，2021年）在解释“太阳宫村”的得名时，称“村内原有一古庙，供奉太阳神，称太阳宫，庙已无存，村因此得名，沿用至今”，认为村是因庙得名。但是，在解释“太阳宫乡”时，却称“相传清乾隆帝赐地名‘太阳宫’，并建有太阳宫庙”，得名在前而建庙在后。
太阳宫作为北京城东北郊外的村名，最早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的《和平寺善会碑》上。此碑今已不存，拓片藏国家图书馆。据邢军《石语昌平》（研究出版社，2020年），碑文中云：
兹因京北化塔山和平寺殿宇供奉祖师，神圣灵应，昭感多□。自乾隆年间，缘东直门以北至太阳宫，南至长兴坝河，两村众善人等合会公意，同心助善。历年众善人等公，同于三月初十日会末，众等朝□进香……两村众善人，皆蒙祖师神灵，得佑家宅平安，年谷丰登……勒碑刻铭，神前敬□，以垂永久护福无涯矣！
依照文义，似乎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有了名为太阳宫的自然村，该村与长兴坝河村（即西坝河村）还有共同供奉和平寺祖师的行为。此碑立于光绪元年，无法断然排除当时之人将新村名追述入历史的可能性，但似能作为太阳宫地方在乾隆时期已有自然村存在的佐证。然而，由于清代北京地方志没有记载太阳宫之名，而且目前可见第一张标有“太阳宫”字样的北京地图已经晚至光绪二十年（1894），因此，即便乾隆年间在今太阳宫地区已有自然村，但其得名为太阳宫的时间与渊源，尚无法定论。
历史文件里的太阳宫
查阅文献，北京城内外说得上号的太阳宫有两座。一座在原左安门内，是一处比较大的场所，可以举办庙会。当然，它现在也不存在了，地块并入了龙潭公园。另一处，便是太阳宫地区的了。
现在能看到的唯一一份记录太阳宫具体情况的历史文件，是北京市档案馆编集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的《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有许多描述太阳宫的文章将登记信息视作出自1947年档案，即《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寺庙总登记》，这是错误的。
档案馆工作人员根据1928年原始登记表格，将太阳宫的信息整理如下：
坐落东郊四区太阳宫九号，建于清嘉庆十年，属合村公建。面积南北十弓，东西十八弓，房为殿三间，瓦房三间，土房五间，山门一座，砖影壁一座。管理及使用状况为合村设立小学校一座,又租与张姓房六间开小铺。庙内法物有大小泥塑佛像四位，铁磬一个，铁钟一个，绿琉璃瓦香炉一个，蜡扦一对，铁花瓶一对，白石狮子一对，另庙内有榆树两棵，柳树两棵。
表格信息明确记录了太阳宫的位置：太阳宫九号。可惜的是，翻查北京清代民国地图，没有太阳宫地区的细节。别说太阳宫的门牌号了，笼统地在大比例尺地图里标上地区大名“太阳宫”的，也极少见。
倘若这份登记信息可靠，太阳宫是建于嘉庆十年（1805），距离乾隆时代的确不算远。基于先有名、后有庙的说法，也许的确能和乾隆赐名太阳宫的传说发生连接。但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得名过程充满疑点。
登记信息还揭示了太阳宫的面积大小。登记信息以“弓”为长度单位。一弓大约五尺，也就是南北五十尺，东西九十尺。民国时期的尺大约33厘米，因此太阳宫的占地面积大约南北16.5米，东西30米，不足500平方米。这是一个很小的面积——如今太阳宫中路主路并辅路的宽度，都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在一个标准篮球场，都有430平方米。
能从小说讨论太阳宫的变化吗？
有趣的是，《太阳宫》小说里的描述，与《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很有吻合之处。同时，《太阳宫》篇末还写到了“我”的今日之感：“一群人从太阳宫地铁站涌出来，这个站或许就建在太阳宫的小庙上，对面那座玻璃墙的大超市，难道就是日头过去的家？”
那么，是否能根据登记信息和小说，来讨论1928年到1952年前后太阳宫的情形呢？比如小说里提到太阳宫房后的柳树只有一株，但登记信息中记录的是两株，这是否表明1928年至1952年间其中一株枯萎了呢？又是否能根据“我”的感受，认定太阳宫原址就在太阳宫地铁站之上呢？
叶广芩的小说，特别是她的京味小说，常给人一种独特的体验：似乎是对真实人物、事件、经历的记录。无可否认，小说中大抵是有一些原型的影子，但本质上存在很多虚构，不可索隐。具体到《太阳宫》，本来就有时间上的参差。小说中，“我”初到太阳宫时还没上学，后来上学了，便没再去过。这之后的1952年，日头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叶广芩生于1948年10月，1952年时作者本人不可能就上了小学（实际上她读小学在1956年）。况且，小说中的“我”对太阳宫的记忆源自小学之前，试问有哪位孩童能把小学前的记忆，特别是并非玩耍的记忆，记得如此清晰而无差错呢？
因此我有一个推测。叶广芩在接受俞敏洪专访时提到，她在少年时代的确去过太阳宫，因此太阳宫街道办事处还向她“打听当年太阳宫是什么样子”。所以，叶广芩对太阳宫地区的环境肯定是留有一些粗略印象。但小说里对太阳宫得名、太阳宫本身的描述，恐怕并非来自少年时的经验，而是在决定围绕太阳宫创作小说时，通过调查得来。也就是说，《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与《太阳宫》对太阳宫的记录并非来自不同的渊源，而是《太阳宫》很可能源出《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柳树从两株到一株的变化，是作者对历史变迁与宫庙走向颓败的合理推演与呈现。
总之，《太阳宫》小说本身并不能成为考察历史变迁依据的材料。作家说太阳宫原址很可能就在太阳宫地铁站上，这更是一种将地铁站比拟为当年的太阳宫，将之视作历史巨变的象征而已。
太阳宫乡情村史博物馆中的太阳宫
网络上描述太阳宫情形的文字，大多是由《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演化而来。针对太阳宫旧址的问题，文字文献恐怕暂时不能找到答案了。与此同时，我发现当地建设了一座新的太阳宫，造型独特，很吸引人。看来，很有必要到太阳宫地区实地考察。
《太阳宫》里，“我”随着母亲，雇三轮车出东直门到太阳宫，尚需半日。而且车夫不乐意往太阳宫去，“嫌太阳宫远，回来拉空，挣不着钱”，“路渐渐不好走，两边都是乱葬岗子”，只愿意停在村口，“村里的路太烂”。当时太阳宫、夏家园都是产菜大村；日头摸鱼的夏家园水坑，则是挖土烧砖留下的大坑，“深浅无测”。现在太阳宫地区换代升级，高楼林立、四通八达、车水马龙。水坑、菜地早已不见踪影，除了康熙时期的“诰封拜音柱碑”，地面上几乎不存什么重要的清代遗迹。想要找到太阳宫原址，无异于大海捞针。
今日太阳宫
我无意间发现有一座“太阳宫乡情村史博物馆”。这是太阳宫乡官方所办，2022年9月开馆，看起来是调查的首选。
博物馆面积不大，展览很精致，对太阳宫地区的区划变迁、生活习俗、现代化建设有不错的介绍。我最关心的太阳宫，在“遗址”部分有介绍。可惜的是，这一板块对太阳宫的描述，也主要是出自《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
展板上附有一幅太阳宫的旧照片。展览中不少照片栏都标明照片正在征集中，这更显得太阳宫照片的可贵，所以当时我认为是重要收获。然而，后来经过仔细研究，这其实是把北京左安门太阳宫的旧照张冠李戴了。
博物馆展出的太阳宫照片
一是根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推算，太阳宫南北仅16.5米，但照片中的太阳宫，纵深肯定超过16.5米。
二是可以从其他照片比定。微博网友颐和吴老2020年3月28日发布了一组太阳宫的老照片（照片的原始出处不甚明了）。颐和吴老认为照片拍摄的是太阳宫乡的太阳宫，但其中正有可疑之处。从形制、对联来看，颐和吴老照片和博物馆照片中的太阳宫是同一座（颐和吴老照片里已经包含了博物馆照片，而且从发布时间和照片的独特性来看，博物馆照片很可能正是来自于该微博）。一幅近景聚焦于大门木板的照片，值得重视。
从左侧对联第一个字露出的“陽”字右半部分，左门板上贴的纸张样式，以及远景角度来看，这张照片肯定与其他照片一样，拍的是同一座太阳宫。右侧门板上所贴“太阳宫庙会停止”数字，则是关键。左安门内太阳宫就以在太阳节前后举办庙会闻名，晚清民国的文人墨客和报纸对庙会多有记录，无需赘言。而太阳宫村的太阳宫，不仅面积狭小，而且深居郊外村里，不可能举办庙会，乃至特别贴出告示称庙会停止。网络上部分关于太阳宫村太阳宫举办庙会的文字，其实也是对左安门太阳宫的张冠李戴。况且，就连博物馆对人们在太阳宫村太阳宫活动的记录，都只是提及进香而已。
因此，综合以上两点，这些旧照片中的太阳宫，绝非太阳宫村太阳宫，而应是左安门内太阳宫。
博物馆工作人员热情地给我拿来《太阳宫乡村文化园》宣传册，可惜她并不清楚太阳宫原址的位置。她是太阳宫本地人，但她说就是她父亲也应该不知道了。仔细算算，大概也是。按照一般说法，太阳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另作他用，六十年代彻底消失，恐怕要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才可能对旧庙留有些许印象。
新太阳宫
与旧太阳宫照片一同展出的是新太阳宫照片。我询问工作人员，这座新建太阳宫的位置，会不会就是旧太阳宫的原址呢？她告诉我，新太阳宫的位置，原来都是平房，不大会是太阳宫旧址。
在博物馆里并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我便先到新太阳宫看看。我特地绕到太阳宫南街，由东南向西北，一路多是高层住宅，并穿过如今太阳宫地区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太阳宫南街与中路的路口。路口两侧分布着凯德MALL和太阳宫广场，地下就是10号线、17号线太阳宫地铁站。
继续沿着太阳宫南街向西北，快接近西坝河路时，便到了安馨花园。新太阳宫就坐落在这座街边公园内。
新太阳宫四周以白色高墙环绕，隔绝内外。外墙内建有另一重断续的内墙，内墙与外墙之间构成了环绕一周、可供行走的通道。入口在南，内墙的“影壁”上书“赤金”二字。我从内墙的断续处，走进宫内中心区域。二十四根石柱呈西、北、东三面包围的结构矗立，围绕着一尊巨型凤凰羽翼。凤凰羽翼原色为金，据网上来过的人们描述，在太阳的照射下，羽翼能闪耀出强烈光芒。
新太阳宫 左：全景[博物馆图]；中：入口；右：凤凰羽翼
新太阳宫的介绍文字印在内墙外壁上。从中可知这座新庙的修建理念是基于东西方对太阳的崇拜：
初拟太阳宫改造方案时，我们依据古代建筑制式，力求延续地区历史文脉；又借鉴东西方文化经典，结合当代艺术手法与科技创意，将太阳宫复原为兼具传统特色与现代功能……
新太阳宫不仅承载着“寻根”的企图，更希望展示出一种“前 进”——以赋予新概念的方式，建造一座与太阳宫地区得名密切相关的太阳宫。
可惜的是，新太阳宫的维护似乎一般，到处都有破损、剥落的痕迹。凤凰羽翼本为金色，但现已不再；二十四根柱与周围墙面斑斑驳驳。雪白的墙面，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涂鸦。更让人难为情的是，包括入口“赤金”二字下，多处都张贴着“公共场所禁止大小便”的告示。
太阳宫与日坛存在特殊的距离、方位关系吗？
新太阳宫的介绍文字中，有一段是对历史的追溯：
太阳宫庙位于北京日坛正北六公里处，经史书考据建于清代，该庙宇同正阳门南侧的天地坛、旧时京城东北角的雍和宫相似，均为帝王与百姓进行供奉和祭祀活动的场所。
这个介绍有些错位。譬如天坛固然原名天地坛，但在明代嘉靖时期就改作为天坛。既然太阳宫是建于清代，又何必去追溯明代中前期的天坛之名呢？
对于寻找太阳宫原址的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文字，是“太阳宫庙位于北京日坛正北六公里处”。日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太阳之处，位于朝阳门外。新太阳宫的这句话，好似从太阳崇敬的角度，将两者连接。初读之时，就感觉这一记录非常蹊跷。一座民间修造的太阳宫，不大可能与（古时看来）非常遥远的，属于皇家祭祀的日坛，在距离方位上产生此种联系。而且尽管公制在清代就已经传入，但清代民国并未完全贯彻，村民又怎么会使用“六公里”来计数呢？这些都暗示了这种对太阳宫与日坛间距离方位的表达，很可能是现代的创造。
考察结束后，我在翻查朝阳区人民政府2000年出版的《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录》时，才恍然大悟。《地名录》里说：“（太阳宫地区）办事处驻地居日坛正北6公里处西坝河村。”看来，这正是“太阳宫庙位于北京日坛正北六公里处”的史源，不过《地名录》讲的是太阳宫地区办事处，而非太阳宫本身。
那么，是否因为都与太阳有关，就将太阳宫的位置与日坛关联起来呢？其实这似是而非。在《地名录》中，朝阳区的每一个街道、乡镇，都是以与日坛的方位、距离为记录标准。比如大屯办事处驻地“居日坛西北9.6公里”，小红门乡驻地“居日坛正南9公里”。这是因为《地名录》是将日坛“拜神台”（即坛壝）作为了“全区坐标点，并以此为统一参照物，确定相关位置和距离”。所以，太阳宫与日坛，并不存在特殊的距离、方位关系。
一点推测
即便到了太阳宫地区，对太阳宫原址位置的追索仍然无果。当时天气寒冷，北风急吹，只好结束实地考察，十分遗憾。返家后，我继续检索材料、寻找思路，似乎有了一些可能的眉目。
有一种说法认为，太阳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彻底没落后，先是利用院落设置了乡公所，后来又改为人民公社，至六十年代完全拆除。虽然这一说法的依据不明确，但利用旧庙空间，改造为新的公共场所，是非常合理、常见的行为。倘若如此，要是能找到记录当时乡公所、人民公社位置的地图，就能比对出太阳宫原址的位置了。可惜目前未能找到这样的地图。不过，从行政机构驻地切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路径。毕竟对于郊外旧自然村来说，不会随意大范围迁移。行政驻地往往在中心，居民聚居区大多围绕中心铺开，而且中心及聚居区一般不会剧烈变化。太阳宫与当地地名缘起如此紧密，应在村中心附近。也就是说，找到往日太阳宫村的中心，便可推想太阳宫的大致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录》称：“因乡政府原驻地位于太阳宫，故名。后两次易地，1983年前位于七圣庙，后迁至西坝河村至今。”这说明《地名录》也并不清楚办事处驻地迁徙到七圣庙之前究竟位于何处了。幸好这记录的只是乡级单位，《地名录》另记有作为“自然村”的太阳宫，范围是“东至十字口村，西至土角楼，南至西坝河村，北至芍药居”，大抵是今太阳宫南街与太阳宫中路交汇的四周区域。太阳宫地区主要道路太阳宫路，在拆除前也曾东西向穿过此处。《地名录》中最关键的记录是自然村太阳宫位于日坛正北6.8公里，这显然说的是太阳宫村的中心位置。非常巧合的是，日坛“拜神台”正北6.8公里，正是拥有新太阳宫的安馨花园附近。
2022年9月，太阳宫地区发现了一批古墓葬，约40座。新闻报道此事时，已经探明其中的21座，均为清代平民墓葬。因为误传墓葬是在太阳宫一处号为“地王”的某小区建筑工地发现，所以该新闻在当时有很高的热度。实际上，墓葬不在小区工地，而是在其西南侧，毗邻太阳宫南街。我实地考察时还从旁经过，因竖立着围挡，并没有留意到这处不同寻常的地块。
墓群在自然村太阳宫的范围内。一般来说，墓葬距离村子会稍有一小段距离。结合这两点，墓葬很有可能属于太阳宫旧日的村民。这更能说明，距离墓葬300米左右的安馨花园附近，很可能就是原太阳宫村的核心区域了。这时，我又想到太阳宫乡情村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否定新太阳宫是原太阳宫旧址时的理由——那里原先都是平房。但这不正说明此地不仅是聚居区，而且建设得较早吗？或许这正可再次佐证安馨花园附近是原太阳宫村的中心位置。
太阳宫村的得名显然与太阳宫庙宇紧密相关，有理由认为庙宇应该位于村落之中。如今，新太阳宫与安馨花园正建在太阳宫村的原址之上，旧庙虽已无存，但其址应在这一区域。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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