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兵站部在杂谷脑忙着筹备迎接中央红军的物资，突然有人跑进院子喊“朱总司令来了”，吴先恩和战友们手里的活猛地停了，齐刷刷站得笔直，大气都不敢喘。
总司令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走进来，脸上带着笑，主动摆摆手说“同志们别紧张，我就是朱德，来瞧瞧你们的筹备进度”，还伸手拉着吴先恩往板凳上按，原本僵住的气氛一下松了下来。
刚才那股子紧张劲还没散，总司令已经拉着吴先恩问起了兵站的粮秣够不够、伤病员住得暖不暖这些具体事。说着说着他摸了摸肚子笑：“赶了大半天路，有点饿，有没有现成的吃的？”旁边战士赶紧端来一筐黄梨，总司令拿起一个在裤腿上擦了擦就咬，还对着送梨的战士摆手道谢：“谢谢你啊同志，这梨甜得很。”
吴先恩盯着总司令看，军帽帽檐沾着一圈汗渍，帽圈磨得起了毛球，手里的搪瓷茶缸熏得发黑，边缘磕了好几个坑，脚上的草鞋前掌磨得透亮，露出里面打了两层补丁的袜子，身上的军装洗得发灰，膝盖处还补着一块颜色不一样的蓝布，跟他们基层战士穿的没半点差别。
眼看天色擦黑，总司令转头跟警卫员吩咐：“去跟伙房说一声，今天我就在这儿跟同志们吃顿团圆饭。”
饭桌上摆着青稞面窝头、腌野菜和一小碟炒土豆丝，总司令抓起窝头就啃，边吃边问兵站的粮食从哪儿筹来的，当听说大部分是按市价跟当地藏民换来的，他放下窝头直点头，夸红四方面军的民族政策做得扎实，没亏着老百姓。
他又说起红军内部的团结，说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都是一家人，不能分你我，大伙心往一处想，才能走出雪山草地。接着话头一转聊到北上抗日，他说日本人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咱们红军不能只顾着赶路，得扛起抗日的担子，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团结起来，才能打跑侵略者。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留意时间，直到窗外的月亮挂到了头顶，警卫员凑过来小声提醒，总司令才笑着站起身，拍了拍吴先恩的胳膊说：“今天跟大伙聊得敞亮，以后有啥难处尽管找我。”
转眼到了1936年7月，部队拖着重装抵达阿坝，这里海拔高、气候恶劣，原本就虚弱的伤病员数量陡增，转移成了大难题。这天傍晚，朱总司令派人把吴先恩叫到临时指挥部，桌上摊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总司令指尖点着阿坝周边的山路说，现在牲口不够，没法把所有伤病员和武器都带走，你说怎么办？
吴先恩皱着眉犯难，他知道枪械是部队的命根子，丢了枪回去肯定要受处分。总司令看出他的顾虑，往木凳上一坐，语气坚定地说，我定下规矩，要人不要枪，所有牲口先驮伤病员，实在带不走的枪，就地销毁。
吴先恩愣了愣，刚要开口说担心受处分，总司令摆手打断他，啥处分不处分的，人才是革命最宝贵的力量，有了人，以后还怕没枪？吴先恩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当即点头应下。
可没过半天，吴先恩就皱着眉冲进总司令的临时帐篷，说清点下来还是有二十多个重伤员没法驮运，各部队手里的牲口都紧着弹药粮秣，实在挤不出来。
总司令正蹲在地上看地图，手里的旱烟袋还冒着烟，他抬头瞥了一眼吴先恩，没多说什么，伸手就抓过桌上那部接线乱糟糟的电话。电话杂音大得很，他扯着嗓子跟各部队首长喊：“先把伤病员送出去，弹药粮秣能扛的就人扛，实在不行留一部分埋起来，人比啥都金贵！”
挂了电话，总司令转头跟警卫员说：“把我那三匹牲口牵一匹过来，给重伤员用。”警卫员愣了愣，想说总司令年纪大了也要赶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转身牵来一匹毛色发黄的马。
消息传开，各部队都主动凑牲口，骑兵连抽了五匹驮马，后勤队把驮青稞的牲口调了三匹，甚至有炊事班把驮锅的驴也牵了过来。没半天就凑够了二十多匹，重伤员一个个被战友扶上牲口，吴先恩看着总司令站在队伍边上，帮着给一个腿伤的战士牵缰绳，脸上的愁容总算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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