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退休前，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这几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高级别会议。
我们的用意很明确，要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进行集中诊断，重申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明确主张，探索全球治理的突围路径。
会议期间，即将退休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些话可谓不吐不快。他结合自己的履职实践表示，国际法正在遭受侵蚀，主权平等、领土完整等核心原则受到公然挑战，或者是被选择性地无视，有罪不罚的现象也在蔓延。这既是他的心里话，也是对联合国当前系统性困境的高度概括。
相对应的，王毅外长则提出了五点主张，即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旨在联合国陷入停摆边缘之前，凝聚新的共识，形成新的动力来源。
中方提出的五点主张，与古特雷斯担忧的“联合国困境”高度对应。困境的形成，单靠一句“行政效率低下”无法解释，更多是涉及法理根基、安全机制与发展失衡的深层动摇。
首先，所谓“国际法在遭受侵蚀”，在于个别国家在对待《联合国宪章》时采用的“例外主义”与“双重标准”。当符合其地缘利益时，联合国规则便被高高举起；当被限制时，则通过“合规话术”将其边缘化。
正是这种长期的侵蚀导致了国际法理权威的退化。而在近几年的多场地区冲突中，尤其是巴以问题，针对平民或非军事目标的打击屡见不鲜，但恶性事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谴责或惩戒，这都将国际政治拖入了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困境。
作为战后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安理会在联合国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在出现重大热点问题时，安理会往往因为个别国家滥用“一票否决”权陷入僵局。
很显然，这是阵营对抗现象加剧的投射，否决权已经被美国当作掩护盟友的工具，以至于在巴以问题上，安理会无法提供及时的危机干预，连停火协议都难以顺利达成。
长此以往，安理会在重大热点问题上不断缺位，西方也倾向于绕过联合国，转向区域性军事同盟和“小圈子”，导致安理会的权威从根本上遭到削弱。
最后，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包括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然而安全危机已经占据联合国绝大部分精力，以至于资源出现结构性的错配，让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面临严重滞后甚至倒退。
面对联合国的系统性失能，中国抛出的“五点主张”，是在承认现实危机的基础上，对现行联合国治理机制进行一次“对症下药”。联合国宪章并不是过时了，而是其确立的国际秩序未能得到维护。而中方认可的国际秩序，从来不是西方口中所谓“基于规则”的版本，始终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
针对安理会缺位和效率低下的痛点，中国主张“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这需要其他常任理事国从更高视角出发，避免在议事规则中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反面教材仍然是美国，从巴以问题再到美伊冲突，美方提出的决议，掺杂了大量私货。
不过重点还是扩大全球南方代表性，如此才能有效稀释美欧与俄之间两极对抗，为停火谈判和危机斡旋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缓冲空间。
顺带一提，王毅外长与古特雷斯会面时，后者提到，发展与和平相互促进，一体两面，这与中方主张高度重合。可见中国主张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既是中国发展观在多边舞台的投射，也是在实践印证后得到充分认可，对解决联合国困境有帮助的长期方案，总比不断开展“救火式”的外交斡旋强。
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则是要以更大范围的多边互动，消解西方“小圈子”的对抗属性，阻止全球治理的“部落化”“阵营化”，凸显联合国作为全球事务唯一合法协调平台的唯一性和重要性。这不等于否定非联合国机制的存在，而是确保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最后的主张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瞄准的是联合国自身的组织架构。联合国长期存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资源重安全轻发展的毛病。
中国希望能以行动确保改革平衡推进三大支柱，就是为了防止资源过度向安全或意识形态领域倾斜，以至于忽略其他重要命题，并按部就班地推进内部改革，提升各方面效率。
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离了中国的引导与推动，联合国想要正常推进议事，恐怕还要多费一番周折。中国既不落入大国对立的言语陷阱，也一贯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有助于联合国重拾合法性基础。
古特雷斯在会议上的表态也说明，国际秩序如今最稀缺的是对基本原则的坚持。中国运用自身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缘分量和轮值主席国的议程设置权，始终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回归初心，也是在为运转多年的战后国际秩序寻求确定性的支点。
实事求是地说，中方提出的倡议，只是搭建了解决问题的平台，而能否真正阻止单边主义对联合国体系的侵蚀，仍然取决于几个关键变量，一是大国博弈的零和思维能否逆转，二是全球南方利益广泛，各有各的关切，整合难度不低，再有就是联合国系统自身的改革阻力。但变数越是艰难，越证明了中国此时发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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