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块沾着血迹的银丝头巾,上面绣着一弯新月,在炮火纷飞的巴格达医院里,那个卡塔尔女护士用颤抖的手将它塞进我怀里。

二十年后,当我踏上多哈的土地,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商务旅行。

然而刚出海关,三辆黑色吉普瞬间将我包围,车上跳下的持枪士兵让整个候机大厅陷入恐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从主车走下的女人,二十年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如当年在废墟中闪烁着的星光。

她缓缓走向我,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跳上,而我怀中那块头巾,仿佛又开始灼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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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春天,我刚满24岁。

那时候的我叫柳承峰,是省城医疗器械厂的一名技术员,专门负责维修各种进口设备。

厂里的师傅们都说我手艺好,脑子活,什么坏了的机器到我手里都能修好。

可我心里总觉得憋屈,每天对着那些冰冷的机器,日复一日地拧螺丝、换零件,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转机来得很突然。

那天下午,厂长老孙把我叫进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承峰,有个机会,你想不想去?"

老孙点了根烟,眯着眼看我,"国家要派医疗队去伊拉克援助,需要设备维修的技术人员。"

我的心"咯噔"一下。

伊拉克?那不是在打仗吗?

"怎么样,敢不敢去?"老孙吐了个烟圈,"去了是为国争光,回来厂里直接提你当技术科副科长。"

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

年轻人嘛,总想着要干点不一样的事情。

再说了,副科长的位子,那可是多少人眼红的肥差。

三天后,我就跟着医疗队的大部队坐上了飞往巴格达的飞机。

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医生,大家都叫他老莫。

老莫人很和善,但说起话来特别严肃:"小柳,到了那边可不比在国内,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同行的还有个护士,叫小雯。

小雯比我小两岁,长得挺水灵,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一路上叽叽喳喳个不停。

"承峰哥,你说伊拉克的人长什么样?会不会很可怕?"

"人家怎么可能可怕,都是普通老百姓。"我笑着拍拍她的脑袋,"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还有个医生叫老陈,四十岁出头,话不多,但人特别踏实。

他总是默默地整理医疗用品,检查药品清单,一丝不苟。

飞机在巴格达降落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

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被炸毁的建筑,黑烟还在一些地方升腾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

我们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工作。

这家医院原本应该很气派,但现在墙壁上到处都是弹孔,好几扇窗户都没了玻璃,用塑料布遮着。

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伊拉克人,叫哈桑。

哈桑的英语说得不错,见到我们特别激动,握着老莫的手眼圈都红了。

"谢谢,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哈桑带我们参观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

走廊里躺满了伤患,有些人身上缠着血淋淋的绷带,有些人在痛苦地呻吟。

医护人员忙得团团转,但明显人手不够。

"设备损坏得很严重。"哈桑指着手术室里的一台X光机,"这个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没人会修。"

我走过去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是主控板烧坏了。

这种故障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当X光机重新启动,发出"嗡嗡"声的时候,哈桑激动得差点跪下来。

"你是我们的救星!"

从那天开始,我就成了医院里最忙的人。

白天修设备,晚上学阿拉伯语,偶尔还要帮着搬运伤员。

小雯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虽然看到重伤患者时还是会害怕,但她从不退缩。

老陈更是连轴转,每天要做十几台手术,累得眼睛都红肿了。

老莫则承担起了协调工作,既要管理我们这些中国人,又要跟伊拉克的同事配合。

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我们都觉得很充实。

每天能救治那么多病人,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可是好景不长。

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医院附近经常能听到爆炸声。

有时候半夜里突然响起警报,我们就得赶紧躲到地下室去。

老莫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了,说不定哪天就得撤离。"

小雯也没了刚来时的兴奋劲儿,经常一个人发呆。

"承峰哥,你说我们还能安全回国吗?"

"当然能。"我安慰她,"咱们是来救人的,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

可我心里其实也没底。

每天看着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伤患,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炮声,说不怕是假的。

但既然来了,就得坚持到底。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

那是1980年7月的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特别闷热,空气像粘稠的糖浆一样压在人身上。

我正在手术室里修一台呼吸机,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刺耳的呼啸声。

老陈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小孩做手术,听到声音脸色瞬间变了。

"是导弹!大家快趴下!"

话音刚落,整个医院就像被巨人狠狠摇晃了一下。

"轰!"

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天花板上的石灰簌簌往下掉。

紧接着又是一阵密集的爆炸声,一声比一声近。

医院的警报拉响了,红色的警示灯在走廊里疯狂闪烁。

病人们惊恐地尖叫着,医护人员慌乱地搬运着重症患者。

"快!把病人转移到地下室!"哈桑院长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和小雯、老陈一起帮忙抬担架。

一个老妇人被炸伤了腹部,血流得到处都是,她用阿拉伯语不停地哭喊着什么。

小雯一边抬担架一边掉眼泪:"这些无辜的人,他们做错了什么?"

就在这时,医院的东翼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栋楼都在摇晃,玻璃哗啦啦地往下掉。

"东翼被击中了!"有人喊道。

老莫冲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承峰,你跟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被困!"

我们顶着漫天的尘土冲向东翼。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原本的病房被炸得面目全非,钢筋水泥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让人想吐。

"有人吗?有人吗?"老莫大声喊着。

废墟深处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我们循着声音找过去,在一堆倒塌的墙体下面发现了一个人。

那是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护士服,但已经被血染红了大半。

她被一根粗大的水泥梁压住了腿,脸色苍白得像张纸。

看到我们,她用英语虚弱地说:"Help... please help..."

我和老莫赶紧动手搬那根水泥梁。

那玩意儿至少有几百斤重,我们俩人根本搬不动。

"去找根撬棍来!"老莫喊道。

我在废墟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一根钢筋。

用钢筋当撬棍,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水泥梁挪开。

女护士的腿被压得变了形,鲜血不断往外涌。

老莫简单检查了一下:"腿骨断了,失血过多,得赶紧处理。"

可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还有空袭!咱们得赶紧走!"

我二话不说抱起那个女护士,跟着老莫往地下室跑。

她很轻,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只受伤的小鸟。

跑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她的血滴在我的胳膊上,温热的,带着一股铁腥味。

到了地下室,老陈立刻过来帮忙。

"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可地下室的条件太简陋了,只有几盏应急灯,连个像样的手术台都没有。

老陈只能在一张临时拼凑的桌子上给她处理伤口。

我在旁边帮忙递器械,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个女护士的样子。

她看起来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五官很精致,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

最特别的是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即使在痛苦中也闪烁着一种坚韧的光芒。

"她不是伊拉克人。"老陈一边缝合伤口一边说。

"那是哪里人?"

"看样子像是阿拉伯人,但具体哪个国家就不知道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老陈的手艺确实好。

处理完伤口,她的脸色好了一些,但仍然很虚弱。

我守在她身边,用湿毛巾给她擦汗。

她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几次,每次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那种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里面有感激,有疑惑,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第三天,她终于能说话了。

"Thank you..."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一样飘在空气中。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我用英语回答。

她努力地想坐起来,我赶紧扶住她。

"I'm Sarah..."她指着自己说。

"我叫柳承峰。"

"Liu... Cheng... feng..."她很认真地重复着我的名字,阿拉伯口音让我的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

接下来的几天里,Sarah的伤势逐渐好转。

我们用蹩脚的英语交流,她告诉我她来自卡塔尔,是医疗援助队的成员。

"我们来救助伊拉克的难民。"她说,"但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告诉她我们也是医疗援助队,来自中国。

她听了很惊讶:"中国人?我以为中国离这里很远。"

"确实很远,但我们都是来帮忙的。"

Sarah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

笑容很美,像沙漠中的一朵花。

可是好景不长,医院收到了撤离通知。

局势越来越恶化,所有的外国医疗队都必须立即撤离。

老莫找到我:"承峰,咱们明天就得走了。"

我的心一沉。

那Sarah怎么办?她的腿还没完全好,卡塔尔的医疗队也不知道去哪了。

我找到哈桑院长:"Sarah她怎么办?"

哈桑无奈地摇摇头:"我们也没办法,医院随时可能被炸毁,她必须自己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坐在Sarah身边,心情很沉重。

"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告诉她。

Sarah沉默了很久,然后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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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块银丝头巾,很精致,上面绣着一弯新月和一些阿拉伯文字。

虽然在废墟里待了这么久,但依然能看出它原本的美丽。

Sarah用颤抖的手慢慢撕开头巾的一角,那块布上还沾着她的血迹。

她把那块布塞到我手里,眼中含着泪水。

"这是我祖母留给我的。"她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英语翻译,"她说,'如果你来卡塔尔,我必报答你。'"

我握着那块温热的布,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Sarah..."

"Promise me."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卡塔尔找我。"

我点点头,把那块布小心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车队就出发了。

透过车窗最后看那个废墟般的医院时,我看到Sarah站在门口,手里拄着拐杖,向我们挥手告别。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车越走越远,Sarah的身影变成了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摸着怀里的那块布,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再见到她。

回到国内后,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厂长老孙信守承诺,把我提升为技术科副科长,工资也涨了不少。

同事们都很羡慕,说我这次出国真是赚大了。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心里有个东西一直在隐隐作痛。

每天晚上,我都会把Sarah给我的那块头巾拿出来看看。

银丝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那弯新月仿佛还带着中东的热气。

有时候我会想,她现在在哪里?腿伤好了吗?还记得我这个中国朋友吗?

1982年的春天,厂里安排我去参加一个技术培训班。

培训班在省师范学院举办,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慧茹。

慧茹是师范学院的老师,教小学语文。

她人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很耐看,说话温温柔柔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里。

我端着餐盘找位子,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正在批改作业。

"能坐这儿吗?"我问。

她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当然可以。"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慧茹很好相处,话不多,但很会倾听。

我跟她说起在伊拉克的经历,当然没有提到Sarah的事。

"你们真了不起,跑那么远去帮助别人。"她的眼中满是敬佩。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开始通信。

慧茹的字写得很漂亮,信里总是充满了温暖的话语。

她会告诉我她班上的小朋友们有多可爱,会跟我分享她看到的有趣的事情。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温柔的女人。

1984年,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在厂里的礼堂举办的。

慧茹穿着白色的婚纱,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承峰,谢谢你选择了我。"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我握着她的手,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婚后的生活平平淡淡,但很幸福。

慧茹辞了工作,专心在家照顾我。

她做饭的手艺很好,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1986年,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叫柳阳。

小阳阳长得像慧茹,眼睛大大的,特别可爱。

抱着儿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但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Sarah。

她现在过得好吗?有没有结婚生子?

那块头巾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锁在柜子的最深处。

慧茹从来没问过那个铁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也没有主动提起。

不是不信任她,而是觉得有些事情说出来反而会带来麻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阳阳渐渐长大,从会爬到会走,从会走到会说话。

他的第一声"爸爸"把我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

慧茹重新回到学校工作,我在厂里也越来越受重用。

1990年,我被提升为技术科科长,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到处都在谈论下海经商。

厂里有几个年轻人辞职去做生意,据说赚了不少钱。

我也开始动心了。

在技术科干了这么多年,虽然稳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而且阳阳一天天长大,将来要上好学校,需要更多的钱。

"承峰,你真的要辞职吗?"慧茹有些担心。

"现在机会这么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我劝她,"而且我有技术底子,做医疗设备的生意应该有优势。"

慧茹沉默了很久,最后点点头:"你决定了我就支持你。"

1992年,我辞掉了铁饭碗,开始做医疗设备的进口贸易。

刚开始确实很难。

没有资金,没有渠道,很多医院的院长都不信任我这个新手。

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省的医院,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一次在市人民医院,我等了一个上午想见院长,结果人家根本不见我。

保安还把我当成了骗子,差点报警。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一句话都不想说。

慧茹看出了我的沮丧,默默地给我泡了杯茶。

"承峰,实在不行咱就回厂里吧,老孙说了,随时欢迎你回去。"

"不!"我一口回绝,"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得走到底。"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3年的春天,我终于谈成了第一笔大生意。

省第二人民医院需要一台进口的CT机,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

那台CT机价值一百多万,我的提成就有十万块。

拿到钱的那天晚上,我和慧茹激动得一夜没睡。

"承峰,你真的成功了!"慧茹抱着我,眼中含着泪水。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后面的生意就好做多了。

我的公司越做越大,员工从最初的我一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

1996年,我在市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阳阳也上了全市最好的小学。

生活越来越好,可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

直到1999年的那个秋天,一切都改变了。

199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一批货物的清关手续。

秘书小李敲门进来:"柳总,有个国际长途找您。"

"哪里来的?"

"好像是中东那边的,说是什么医疗采购部门。"

我心里一动,接过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着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

"柳先生吗?我是卡塔尔卫生部的采购主管阿里。"

卡塔尔!

我的手握着话筒,心跳突然加快了。

"我们了解到您在医疗设备进口方面很有经验,想邀请您来多哈洽谈一个大项目。"

"什么项目?"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卡塔尔准备建设一批新的医院,需要大量的中国医疗设备。如果您有兴趣,我们可以安排您过来详谈。"

"当然有兴趣。"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

卡塔尔。

Sarah。

这两个词在我脑海中不断地翻滚着。

十九年了,我终于有机会去卡塔尔了。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慧茹。

"卡塔尔?那不是很远吗?"慧茹皱着眉头。

"确实很远,但这个生意如果能做成,咱们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我没有跟她说起Sarah的事。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怎么解释我心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女人的牵挂?

怎么解释我保存了十九年的那块头巾?

慧茹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你去吧,但要小心一点,那边局势不太稳定。"

"放心吧,现在的卡塔尔很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准备出国的手续。

办签证、订机票、准备样品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块头巾。

我打开那个锁了十九年的铁盒子,小心地取出那块银丝头巾。

岁月并没有让它失去光泽,新月的图案依然清晰可见。

我把它放在鼻端,仿佛还能闻到当年沙漠的味道。

Sarah,我终于要来找你了。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慧茹帮我检查行李。

"这是什么?"她突然拿起了那块头巾。

我的心猛地一跳,赶紧接过来:"没什么,就是个纪念品。"

慧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

但我能感觉到她眼中的疑惑。

2000年1月15日,我踏上了飞往多哈的航班。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的大地。

心情既激动又紧张。

十九年了,Sarah现在是什么样子?

她还记得我吗?

她过得好吗?

有没有结婚?

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

八个小时后,飞机在多哈国际机场降落。

透过舷窗,我看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中东小国。

走出机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虽然是一月份,但这里的气温还是很高,空气干燥得让人口渴。

我排队准备过海关,心情越来越紧张。

很快就要踏上这片土地了,Sarah就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

也许我很快就能见到她了。

海关的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盖上入境章放我通过。

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出口,心中满怀期待。

然而,就在我刚刚走出海关大厅的那一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刚走出海关,我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原本熙熙攘攘的候机大厅突然变得异常安静。

接机的人群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散了,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寥寥几个旅客。

我正纳闷呢,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三辆黑色的吉普车正从机场外面快速驶来。

车子在大厅门口急刹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车门打开,从每辆车上都跳下来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他们穿着沙漠迷彩服,手里端着自动步枪,动作迅速而有序。

不到十秒钟,我就被包围了。

周围的几个旅客吓得尖叫起来,抱头蹲在地上。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拖着行李箱,整个人都懵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抓我?

正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中间那辆吉普车的后门缓缓打开了。

一只穿着黑色高跟鞋的脚先踏出来,然后是一条修长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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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女人走下了车。

她大概四十岁左右,身材高挑,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贵族的气质。

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依然能看出她年轻时一定很美。

最让我震惊的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我太熟悉了,十九年前在巴格达的废墟中,就是这双眼睛看着我。

Sarah!

我的腿开始发软,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种超越了时空的震撼。

二十年了,她还记得我。

不仅记得,还动用了如此大的阵仗来"迎接"我。

她缓缓走近,每一步都踩得我心跳如雷。

机场里的其他旅客都被疏散了,偌大的候机大厅里只剩下我们,还有那些黑洞洞的枪口。

Sarah停在我面前三步远的地方,那张曾经在废墟中苍白如纸的脸,如今透着岁月沉淀后的端庄与威严。

她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示意士兵们放下武器。

然后,她开口了。

声音依然柔和,却带着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柳承峰先生,欢迎来到卡塔尔。"

她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关于20年前的那块头巾,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