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伪造发票为所谓“内部行动”提供资金而遭法官调查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经理，创下“对外服务”支出纪录，费拉斯总部现金使用也翻了一倍。
安娜·玛丽亚·富恩特斯所在政党70%的资金来自公共补贴，她向供应商支付的年度款项一度超过5622万欧元。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现任经理安娜·玛丽亚·富恩特斯，正因涉嫌伪造供应商发票，为所谓“违规操作”提供资金而受到法官调查。恰恰也是她，在该党历史上创下了面向供应商支出的最高纪录。
根据本报查阅的官方账目，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财务报表中，没有任何前任在“对外服务”这一科目上的支出规模，达到这名被调查经理所执行的水平。
法官认为，富恩特斯至少可能涉及会计造假，还可能作为共犯卷入由时任组织书记桑托斯·塞尔丹组织的整套犯罪行为。法官称，所谓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相关行动”中的具体执行者，是莱雷·迭斯；这些行动旨在破坏针对该党或政府的司法调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70%的资金来自公共补贴，而其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对外服务”。这一科目涵盖了所有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像一个庞杂的“筐”，缺乏明确监管，尽管其资金来源中包含大量公共资金。
从最高法院围绕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案展开的调查，以及国家法院目前的调查中，这一点都已暴露出来。根据圣地亚哥·佩德拉斯法官查出的付款情况，塞尔丹搭建的那套网络正是通过这一科目获得资金。
这一预算科目既可用于支付电费、水费，也可用于选举活动的合同支出或律师费。法官怀疑，这里面也可能藏有各种操作，让该党针对法官、检察官或国民警卫队人员的隐蔽“攻坚者”获得资金。
国家法院已将至少18万欧元列为可疑款项，认为这些钱通过律师事务所和顾问机构，以虚假发票的方式支付给了该网络成员。但这一科目的总额极大，如果像法官所指控的那样被不受约束地使用，就可能掩盖更多支出。
2021年，桑托斯·塞尔丹被任命为组织书记后，安娜·玛丽亚·富恩特斯随即升任经理。自她上任后，“对外服务”支出持续攀升。
2021年该项支出为3580万欧元，当时她还不是唯一的经理；2022年增至4000万欧元；2023年又跃升至5622万欧元，创下该党纪录。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消息人士称，2023年是一个重要的选举年，因此增加这类对外支出或许有其合理性。但例如2019年同样是重要选举年，在前任经理马里亚诺·莫雷诺任内，这项支出为4150万欧元。
乌克兰战争以来的通胀上升，或该党在清理债务后财务状况改善，都不足以单独解释，为何在富恩特斯任内，对第三方的支出会被推高到如此程度。
2024年，除欧洲议会选举外，没有其他国家层级选举，安娜·玛丽亚·富恩特斯仍为这一科目签署了3940万欧元支出。也就是说，这一数字与该党2019年使用的4150万欧元非常接近。
但2019年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全西班牙共经历了五场选举程序，其中还包括全国大选重选。按照法官的说法，2024年同样是莱雷·迭斯那套网络活动频繁的一年，因为在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在其妻子贝戈尼娅·戈麦斯被立案后，他需要几天时间考虑是否继续留任后，塞尔丹下令启动该网络，以扰乱相关司法调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尚未公布2025年财务报表。不过，与人民党不同，该党的付款还纳入了地方组织架构。因此，由于这种会计整合方式，审计法院按理说更容易审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而不是人民党。
但随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相关网络不断被揭开，外界看到的是，任何审计都可能被规避。根据佩德拉斯的裁定，富恩特斯的做法，是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向哈科沃·特赫洛、加斯帕尔·萨里亚斯等律师或顾问支付的款项加以伪装，而这些人又会用这笔钱为该网络的活动提供资金。
法官写道：“她发出了相应的委托指令，据此制作虚假发票，从而得以将资金转给莱雷·迭斯。”尽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声称会“坚决打击腐败”，但仍让这名经理留任，并否认存在违规行为。
但到2023年或2024年，这一数字已超过20万欧元。这与西班牙社会整体趋势相反，因为全社会现金使用下降了25%。
按照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现任二号人物玛丽亚·赫苏斯·蒙特罗在担任财政大臣时的说法，现金应受到限制，因为它会助长逃税和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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