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西安。
26岁的董伟和女朋友约好去看电影。
买了票，又跑去买瓜子和汽水。
等他抱着零食走到检票口，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嬉皮笑脸地往他女朋友身边凑，嘴里不干不净。
董伟上去把那人推开，警告他放尊重点。
那人不光没走，反而变本加厉，连他女朋友一块儿羞辱。
董伟火气上来，把手里的瓜子劈头盖脸砸了过去。
两个人就在电影院门口扭打在一起。
那个男人叫宋阳。
体型上董伟占优，几拳就把对方压在地上。
他以为这事就这么结了，拍拍身上的土转身要走。
可宋阳还有两个同伙，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
三个人围住董伟拳打脚踢，把他踹倒在地之后还不停手。
其中一人抬脚往他头上猛踢。
董伟被压在地上，脑袋嗡嗡作响。
手在地上乱摸，摸到一块地砖。
他抓起那块砖头，朝着还在踢他的宋阳脑袋上砸了过去。
宋阳倒下去的时候血是喷出来的。
人群里有人在尖叫，有人喊报警。
董伟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那块砖头，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就跑了。
那天晚上宋阳在医院被宣布死亡，死因是钝器击打头部。
警方很快锁定了董伟，将他缉拿归案。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董伟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书下来那天，董伟的母亲病倒了。
他父亲一个人扛着所有事，四处奔走。
他知道儿子杀了人，但他不信那是故意杀人。
他辗转找到西安一位叫朱占平的律师，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朱占平听完之后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他去见了董伟，又找到了董伟的女朋友和电影院的保安。
把事发时的现场情况一点点还原出来。
保安的证词很清楚：是宋阳先调戏，是宋阳和同伙先围殴，董伟是在被打得还不了手的情况下从地上摸到的砖头。
这份证词被整理好，连同案件的疑点材料一起递交给了法院。
但西安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朱占平不甘心，又申诉了一次，依然石沉大海。
他意识到在当地已经走不通了，于是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到北京之后他每天给最高法打电话，打到第四天终于有人接了。
他把材料递了上去，对方让他回去等消息。
他等了几天没有音讯，却等来了董伟父亲的电话——老人家在电话那头说，朱律师，我儿子明天就要被枪决了。
朱占平挂了电话就往最高法跑。
到了门口被警卫拦住，没有出入证不让进。
他站在门口急得团团转，忽然脑子一转，说自己是来买法院公告的，就这么进了大门。
他顺着楼层图标找到副庭长办公室，进门的时候气还没喘匀。
把材料摊在桌上，说这个案子疑点还没查清，人明天就要被执行了，求您看一眼。
副庭长翻开材料看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西安的电话。
那通电话的内容很简单——把董伟的行刑时间推迟到下午。
那天上午，董伟已经被戴上了头套，押上了刑车。
车刚要发动，有人跑过来拦住车，说枪决延后了。
他被押回了监室，头套摘下来的时候，窗外的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有个律师正在两千里外的北京为他拼命。
但那天下午三点，他仍然被执行了死刑。
朱占平没能救下他的命，只是在死神的刀落下来之前，替他从命运的指缝里多抢出了几个小时。
这件事过去之后，朱占平很长时间没有缓过来。
他后来多次写信给最高法，提了一条建议：所有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必须经过最高法院核准，不能再让地方自己说了算。
这封信写了很久，等了很多年，最终被采纳了。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核准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在行刑前最后一刻，靠闯办公室、打紧急电话来拦下一颗子弹。
朱占平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国“枪下留人”案第一人。
他接受采访时被人问过，说你当年为什么非要管那个案子。
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那个老人的背影，他到现在都记得——
案子没了，儿子没了，老人弓着背，一步一步走出法院大门，手里攥着一叠没递出去的材料。
他站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见到比那更让人难受的背影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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