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耗资12亿美元的万国宫翻修工程，原本意在重申日内瓦在多边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可如今，这座城市的国际机构聚集区却在逐渐冷清下来。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裁减数百个岗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把核心行政职能迁往罗马和布达佩斯。其他机构也在缩减规模，或将业务迁往别处。美国承担着联合国经常预算约四分之一的资金，如今却拖欠约22亿美元，占该组织全部未缴会费的约95%。
很多人会把这视为联合国体系衰落，甚至可能走向终结的先兆。但日内瓦的这场危机，也许正在为一种更有韧性的多边主义创造条件。
批评者声称，美国纳税人在为一个对其利益并不友好的联合国官僚体系埋单。这个体系缺乏问责，且其优先事项已经偏离了创设初衷。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这类论调也挤压了另一种声音：一些人希望重建联合国体系，而不是把多边主义整体拆毁。
美国资金的流失，或许正在做到过去几十年改革努力始终未能做到的事：迫使联合国的组织结构重新对齐其使命。过去，无论是各种改革方案、秘书长倡议，还是专家小组，都没能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变化。
联合国自己在2021年开展的《整合评估》汇集了全系统200多名工作人员的意见。评估认为，制度性的封闭削弱了实际成效，并呼吁下放更多决策权，推动更能回应一线现实的改革。成员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提出同样的要求。
日内瓦越来越像是一个象征，折射出机构管理者与其本应服务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薪酬结构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官僚体系享有免税工资、格外优厚的养老金安排、按全球最高生活成本城市之一标准发放的住房补贴、商务舱出行待遇，以及教育补助。
这些教育补助覆盖了日内瓦精英国际学校学费的大部分，而那里的年学费常常高达每名儿童每年45000美元。一项针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运作情况的研究发现，其对每名难民的年支出大约为600美元，按今天的币值计算约为800至850美元。换句话说，联合国在日内瓦为一个孩子报销的学费，足以支持数十名难民一整年的生活。
适用这套待遇的，是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瑞士大约有40个国际组织，雇员总数超过25000人，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日内瓦湖地区。规模最大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约有2400名员工，在最近一轮削减之前，其2026至2027两年期预算为53亿美元。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也都在日内瓦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日内瓦和纽约两地识别可迁往低成本工作地点的岗位。
日内瓦员工工会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工会在正式声明中表示“震惊”，数百名员工在国际劳动节当天举行示威，要求保住自己在日内瓦的岗位，工会还为住房补贴、教育补助和免税待遇辩护，称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数字和反应表明，日内瓦相当一部分机构人员，已经与这一体系名义上试图应对的现实相当隔膜。但这场危机也在增强联合国内部长期主张改革者的地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区域职能整合到曼谷，联合国各机构在内罗毕扩大业务，把行政职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作地点，这些都反映出一个转向：向真正开展工作的地方靠拢。
技术进步以及远程协作能力的提升，也让以日内瓦为中心的模式更难自圆其说。过去必须飞到日内瓦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可以在多个大洲同时展开。
一个更有前景的方向，是让机构布局与东道国的政治支持和治理能力相匹配。这不仅仅是分权，也不仅仅是更接近需求所在，而是把权力放到那些本就具备能力和政治意愿的地方。
一些曾经接受援助、如今已成为捐助国和区域强国的国家——包括波兰、智利和韩国——天然适合成为这种多边主义的支点。它们都亲历过冲突、发展、难民流动和政治转型，因此拥有日内瓦式官僚体系无法复制的政治正当性和执行公信力。
变化的具体内容，同样关系到国际秩序的正当性。一个决策中心仍然停留在日内瓦、纽约和少数捐助国首都的多边体系，很容易被指责为某个早已过去的历史时刻的遗留物。
相较之下，如果机构的实际运作重心更靠近其服务的社区，由扎根于支持性环境中的专业人员来运作，它们就更难被取代。在一个竞争更激烈的世界秩序中，最终存续下来的体系，也会更有能力争取自身的现实意义。
日内瓦会挺过这场危机，继续作为最高级别外交谈判和幕后磋商的会议中心，因为这些事务仍然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但在日内瓦之外，或许会出现另一种东西：更靠近服务对象的机构外地办事处，以及可能由那些具备正当性和经验的行动者接手、继续推动多边主义向前发展。
长期困扰联合国的许多结构性问题，今后依然会存在。眼下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能把它们一一解决。但它们会改变影响力积聚的地点，也会改变究竟由谁来塑造那些真正重要的决策。这种新的多边主义，或许会更有韧性、更具正当性，也更不容易被任何单一捐助国的政治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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