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原蒋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我们就不能不看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和文强的《口述自传》《新生之路》。
沈醉和文强这两个老牌军统特务的履历，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了好多次，虽然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但文强转换阵营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戴笠的军统局任职，还成了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戴笠是主持军统局工作的副局长，铨叙军衔少将，职务军衔中将，文强和郑介民、唐纵都是老蒋批准并在“铨叙厅”有备案的正授中将。
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局之外都另有工作，晋升为中将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制衡戴笠的需要，文强晋升中将则是有人力荐，这一点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战犯改造所见闻》《口述自传》《新生之路》，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文强在电影《决战之后》以真名实姓出现，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化名“刘安国”，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从所长“王英光（历史原型为姚伦，文强称其为‘很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拍过电影’，那部电影应该就是《决战之后》）”的介绍中，都可以认定刘安国就是文强。
文强与“职业特务”沈醉不同，虽然一直在戴笠的锅里吃饭，但却有过“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的“兼职”，所以跟军方大佬的关系也很不错，被俘后在山东学习改造期间，与王耀武等十六个战犯同在“高级组”，文强刚从淮海转到山东益都（有史料说是山东潍坊，那也对，因为益都当年是潍坊下辖县，现在已经改名为青州市，依然归潍坊管，青州市现在还有个益都街道，那原来就是益都县府所在地），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
当年文强和王耀武相见的地方叫“解放军官教导团”，沈醉并不曾在该团学习改造过，他写的基本都是道听途说——沈醉在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前先后在重庆白公馆、松林坡看守所、重庆石板坡监狱、重庆战犯管理所转来转去，他住的地方并不叫“解放军官”教导团或训练团。
文强和王耀武在益都的日子过得很不错，王耀武、文强、郭一予、邱维达、庞镜塘等十六人被编为“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只要不出大门，里面一切随便，还能自己出钱买酒买肉——非高级组的战犯得知高级组可以买酒后还提过意见。
在潍坊益都期间，文强体会到了王耀武的憨厚——文强在得知南京解放后，写了一首感情复杂的诗贴在墙报上，王耀武发现后马上劝文强撤回并建议他另写一首，一面引起争议。
文强梗着脖子不肯撤回也不肯重写，结果提心吊胆一个星期，也没见教导人员提出批评，更没有把那首诗撕掉，但王耀武的良言相劝，文强还是十分感激的。
在山东期间，王耀武被一个叫“谢介石”的家伙（江湖骗子，自称谢介石“伪满外交大臣”，通过“自首”进入教导团混吃混喝，被揭穿后撵了出去）忽悠懵了，还称其为“活神仙”。
文强笔下的王耀武是个有点“憨憨”的忠厚大汉，但是到了沈醉的书中，王耀武则是另一种形象，甚至可能是在忠厚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比较狡猾的七窍玲珑心：“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王耀武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
王耀武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委员，有自己的办公室，沈醉经常去王耀武的办公室抽烟，再加上他们在抗战时期就有过并肩战斗的交情（淞沪抗战期间，王耀武是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沈醉是军事委员会派往罗店、浏河前线的随军情报组组长，沈经常去王的师部搜集战报），所以王耀武跟沈醉几乎无话不谈：“他告诉我，即使当蒋老先生、何应钦等在一起开会时，他的这一戏法（每次参加高级会议或晋见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高级手表。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人借自来水笔与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也一样在这些人面前玩弄过。所以这些人身边的亲信除了会给他说好话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来。”
在文强笔下十分憨厚的王耀武，在沈醉看来则是隐藏较深：“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不文明的词，笔者删掉了），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不是表里如一。”
沈醉当过特训班行动术教官，一般特务惯用的手段，他也应该“门儿清”，但是他的回忆录却无意中露了马脚：战犯同学向管理所领导举报王耀武心口不一，那肯定是很悄悄地进行，管理所也肯定会为举报者保密，那么沈醉是怎么知道举报内容的呢？
我们不能说举报者就是沈醉，但一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想取代王耀武，也是沈醉说的，这巧合也未免太多了。
其实沈醉有没有举报王耀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沈醉的回忆中，似乎也能发现王耀武确实是个“聪明人”——电视剧《特赦1959》中王耀武从小战士口中套出转运目的地那件事，居然真的发生过，但泄露消息的管理人员，可不是一点处分都没受。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沈醉举报过王耀武，但沈醉确实这样说了：“当时各野战军对待战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第三野战军待遇最好，开始时王耀武并不老实，他还是利用身边带的一些钱，以及仅有的手表、金笔一类东西，继续搞他那一套收买拉拢手法。”
也不知道沈醉是用什么办法得知了这样一件事：王耀武在理发时，那位解放军的理发员便悄悄地告诉他，解放军官训练团不久要搬到济南去了。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做好搬家准备，并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些熟人，当然很快就传开了。
沈醉说当时训练团的领导得知转运消息扩散后很紧张，不但追查出消息的散布者是王耀武，还对理发员“严加处分”——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王耀武的“聪明”，都把那个理发员坑了。
沈醉并没有在山东学习改造过，所以这件事同样是道听途说，而真正跟王耀武同在益都并一同转运到济南的文强，则是另外一种说法：“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解放军官教导团宣布，由于军事形势大好，全团迁移到济南城郊的白头滩。”
解放军官教导团是在基本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迁移，而且是公开宣布的，根本就没有保密，更何况当时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对外并不封锁消息，在益都期间，陈叔通（后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柳亚子、马寅初、郑振铎等爱国民主人士去北京开会路过益都，还专门到训练团看望过王耀武、文强等人并开了茶话会。
既然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存在不是秘密，转运也是在安全情况下进行，王耀武费尽心机打探情报就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沈醉和文强应该有一人的回忆不完全准确。
王耀武抗战有功内战有过，功是功过是过，王耀武是憨厚还是油滑，是非自有公论，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王耀武也会有一个准确的评价，那么在您看来，王耀武究竟是大智若愚，还是精明外露？沈醉和文强的不同说法，哪一个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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