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杂声中，沈醉并无昔日意气。他戴顶洗得发黄的旧礼帽，默默走向酒店。第二天清晨，《新晚报》把他的合影放在头版，标题醒目：前军统骨干沈醉抵港与家人团聚。媒体、商界、台方联络人蜂拥而至，都想探听他的“最终意向”。而沈醉只说一句：“探亲而已，别无他念。”
先打探他心思的，是在九龙茶楼等候已久的一名前军统同僚。对方便直言：“老长官，台湾久候，机票已备。”沈醉夹起一粒花生，低声回了八个字：“苦海无边，岸在北京。”短短一句，茶楼里骤然静了。对方愕然，半晌无语。
这句“八字箴言”，并非忽然心血来潮。往昔在云南时，沈醉曾奉蒋介石秘令刺杀杨杰将军。那晚回家分派任务，自以为天衣无缝，却被偷听动静的母亲破门而入。白发罄竹似的老太太把《为人处世》拍在桌上，怒喝：“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个人！”那一刻，沈醉的手第一次颤抖，暗杀行动最终流产。母亲留下的余声，成了日后破茧的开端。
1949年初，昆明风云突变，卢汉通电起义。沈醉被扣押，押送重庆管训。他原以为自己前途已尽，没料到迎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陈赓大将衣衫朴素，到看守所关切病号；杜聿明在医院里捡回一条命后感叹：“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对照旧日里残酷内斗的军统，沈醉心底第一次摇晃。反省笔记写到深夜，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错得太多，不能再错。
1960年代，他被特赦，留京担任文史专员。月薪只有八十九元，依旧肯在灰瓦小院里埋头写作。《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戴笠》等书相继问世，他说自己要“把过去的罪行写成教科书，让后来人少走冤枉路”。稿费不多，却能给女儿买铅笔，也能让良心安眠。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沈醉提出去香港探亲。有关部门批准时仍多有顾虑：万一此人变卦怎么办？他却在备案表格上写下：“行程三十日，准时返京。”签字那一刻，他不自觉想起已作古的母亲——若能见她一面，当告以洗心革面。
重逢的场景并不戏剧化。妻子栗燕萍已经改嫁，孩子们各自生活。见面时，栗燕萍红着眼圈，担心旧怨翻起。沈醉拍拍她手：“一切都过去，你我皆平安。”唐如山尴尬站旁，沈醉索性握住他的手：“多谢你照应他们。”短短几句，屋里只余抽泣。
二女儿沈小熊对这个“突然冒出”的父亲戒心最深。她在洛杉矶做贸易，看父亲住廉价旅馆便直皱眉，塞给他一张巨额支票：“爸，留港吧，写点文章，台湾那边钱多。”沈醉推回支票：“我笔下只写真相，不写讨价还价的东西。”母女俩沉默良久，各有心事。
在香港的第25天，陌生电话响起：“沈将军，老长官盼您赴台共商大计。”对方自报是“保密局新生代”。沈醉淡淡回绝，却仍请对方登门详谈。第二晚，两人在酒店长廊擦肩而过，他递上一封手写信，上面写着：“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岸在北京。”此为唯一回应。
第27天清晨，沈醉同小女儿登上开往罗湖的火车。记者追来询问行程，他挥手道：“探亲已毕。”列车启动，他的目光越过铁桥，看见对岸薄雾里的国旗。彼时改革大幕初启，百业待兴，祖国尚未完全统一，诸多亲人仍在海峡那边。列车奔驰，沈醉在心里默念母亲当年的教诲，握紧了女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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