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五岁，在尼日利亚经营着两家中型塑料制品厂和一家建材贸易公司。除去所有的开销和打点当地关系的暗账，我每年的纯利润保守估计在三百多万人民币。
在国内那些过去的朋友眼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是他们在酒桌上常常用来吹嘘的“人生赢家”。
在这个只要有钱就能享受特权的国度，我住着带游泳池和高压电网的豪宅，出门有防弹级别的越野车，甚至，我还入乡随俗，合法地娶了三个当地的老婆。
金钱、地位、齐人之福，这些世俗意义上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似乎全都攥在了手里。可是只有我知道，这件用钞票编织起来的华丽长袍里，爬满了多少咬人的虱子。
这一切，还要从十二年前我刚踏上这片红土地时说起。那时的我，在国内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破产，背着几十万的债务，带着一种近乎亡命天涯的决绝来到了西非。最初的日子，没有光鲜亮丽，只有汗水、泥土和无尽的凶险。
我跟着几个老乡在卡诺的杂货市场倒腾二手服装和小五金。那里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的皮肤烤蜕一层皮，空气里总是弥漫着香料、旱厕和劣质香水的混合味道。
在那段最底层、最灰暗的日子里，我感染了恶性疟疾。那种感觉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高烧四十度，骨头里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我躺在用铁皮搭成的简易棚屋里，连喝一口水的力气都没有，甚至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
后来是阿米娜救了我。她当时是我雇来整理仓库的当地女孩，沉默寡言，手脚麻利。在我昏迷不醒的三天三夜里，是她一直守在我的行军床边。她用当地土法熬制了一种苦得让人作呕的草药汁，一勺一勺地灌进我的嘴里；她不停地用浸过凉水的毛巾擦拭我的额头和脖子。当我终于在一身透汗后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阿米娜那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
病好之后，我给了她家几头牛的钱作为彩礼，按照当地的习俗娶了她。那时的婚姻，没有任何浪漫可言，更多的是一种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的本能。我需要一个能在生活上照顾我、在当地帮我处理繁琐小事的帮手，而她，需要一个能让她吃饱饭、不用再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物换取微薄薪水的依靠。
阿米娜为我生了两个儿子，她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对待我。她不会说英语，只会说当地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往往需要连比划带猜。即便后来我发迹了，买了大房子，她依然习惯性地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用手抓着吃那种黏糊糊的木薯面团。她是我在这个国家的根基，却永远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
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我把大本营搬到了南方的经济中心拉各斯，开始涉足利润更丰厚但也更复杂的制造业。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势力作为靠山，你的工厂就像是摆在狼群面前的一块肥肉。海关的刁难、税务的无理罚款、当地黑帮的勒索，甚至附近村庄隔三差五的断路闹事，能把一个外资老板生生逼疯。
在一次险些导致我一家工厂被当地暴民砸毁的危机中，我通过中间人结识了当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部族长老。为了彻底平息事端，并为我未来的生意铺平道路，在一番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后，我迎娶了长老的侄女，格蕾丝。
这是我的第二段婚姻，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联姻。格蕾丝和阿米娜完全不同。她受过教育，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浑身散发着一种理直气壮的傲慢。她嫁给我的第一天，就带进了六个随从和保姆，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别墅里最大的一套连通房。
格蕾丝确实帮我挡掉了很多外部的麻烦，只要有当地人来工厂找茬，她只需要打几个电话，或者亲自出面用当地语言严厉地呵斥几句，那些人就会灰溜溜地散开，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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