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门铃响了。是隔壁刚搬来不久的萨拉。她站在台阶上，手指绞着衣角，说想看看我家的狗屋，考虑给她的狗也搭一个。借口薄得像张纸，毕竟我们的后院隔着高高的栅栏，她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狗。

我靠在门框上，差点没笑出声。我太清楚这类拜访了——她戴着那顶红帽子出门，在社区群里转过几条让我血液降了几度的链接。现在突然来敲门，是想试探眼前这个黑皮肤的女主人到底过得怎么样，还是单纯想表演她那份居高临下的“友善”？我没给她把剧本演完的机会，反而挑起眉毛，用最随意的口气揶揄回去：“那么，你觉得我建个‘全白人的军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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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愣在门廊上，嘴巴张开又合上，空气忽然变得像水泥。她没再说一个字，转身走了。我关上纱门，心里涌起一小股畅快的浪头——看，你又没得逞，我没流露出哪怕一丝让你以为我会脆弱的态度。

但那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反复咂摸这个场景，那股得意却慢慢地变酸。我们明明住在同一条街上，近得能听见彼此开冰箱的声音，却活在了两种无法交叠的叙事里。那篇在网上被热烈转发过的帖子里，这场对峙被写成了一段关于坚韧与嫉妒的精彩反击：黑皮肤的主妇在后院大笑，孙辈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