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过一句话：“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很多年前我给学生们讲这本书，他们懵懵懂懂地点头，却从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东西，叫作自由。

我母亲出生在朝鲜北部。她好不容易逃到了南边，可那里也不是自由，只是另一种形状的牢笼。大多数人不知道，当时的韩国同样是集权统治。就像从一场噩梦里跑出来，又跌进另一场梦，舞台布景换了，恶魔的品种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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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片南方的土地上出生，所以家人又带着我逃往日本。讽刺的是，我后来成了别人口中研究亚洲“恶魔”的专家，这大概不是巧合。日本曾经殖民过朝鲜，老一辈的韩国人被逼着说日语。在那个地方，天皇就是神之子——字面意义上的。太阳女神创造了日本人，于是神之子也是太阳，所有人都是天皇的奴仆。“侍”这个词，原本就接近“侍奉”和“臣服”，侍奉的是谁？是神，是天皇。在那种秩序下，呼吸都带着跪姿。没有人觉得奇怪，就像基督徒在周日去教堂，本就是为了安抚另一个帝国的神祇。朝鲜的土地上，还埋藏着被中国入侵的旧伤，好像这片地方天生就是承受苦难的。

在日本的日子很糟糕，因为我们是朝鲜人，是被恨的。我们只好又搬去意大利。我们其实想去美国，可我美国父亲和韩国母亲的婚姻在当时根本不被允许。法律说，白人不能和有色人种靠近，就像钱总是挨着钱。直到1968年，最高法院终于裁定跨种族婚姻合法，我们才得以迁往美国。

可我们在美国快乐吗？没有。那是一种被精心伪装过的压迫。战争年代，亚裔曾被关进劳动营。在我看来，美国不过是另一种极权，和德国、伊朗没有什么不同。德国有过自由经济，但对犹太人不是。我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我的祖父是从德国逃出来的。那么，区别在哪里？1984年，美国的总统是里根，你去问问有色人种，他在加州当州长时都做了什么。我在他“帮忙”制造的洛杉矶贫民区里长大，白人早已离开，那里没人说英语。我说韩语，说西班牙语，唯独不说英语。在那种环境里，自由是幻象，我们是永久的劳动力，是被展示的“多元”，被规训的躯体。

我有时候想，内战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把宪法烧掉，把国父们的钱全部分给所有人。你看，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每一次逃离都像翻开一张新牌，牌的背面写的还是同样的句子。地理的边界可以越过，可人心里那些看不见的边境，比硝烟还顽固。也许真正的“美丽新世界”，从来就没有降临过，而我们不过是学会了，在奴役的间隙里，偷一点微小的喘息，并把它命名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