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秋天，平壤火车站。
两个穿便装的朝鲜男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拎着皮箱。我扭头看了眼朴秀美，她抱着小慧，眼泪掉在孩子脸上。
“秀美，你爸到底是谁？”
她没说话，只是抬眼看向远处。那辆黑色轿车停在广场边上，车门开了，走下来一个穿军大衣的老人。我在新闻里见过他，朝鲜人民武力部副部长。
“爸想见你。”秀美小声说。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步也迈不动。
01
1992年春天，我25岁，兜里揣着从亲戚那儿借的两万块钱，跟着同乡孙军去了朝鲜。
从那会儿起，我就知道这地方不一样。火车过了新义州，车窗外的颜色就变了。灰蒙蒙的天，灰扑扑的房子，街上的人穿得也灰不溜秋的。
我老家在吉林集安，离朝鲜近，打小听人说那边怎么苦。可真到了地头，还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第一站是平壤，住进了羊角岛酒店。这酒店盖在河中间一个岛上，说是特级，搁国内也就三星水平。但在这地方，已经是最好的了。
头一天晚上，孙军带我去吃冷面。
那家店叫玉流馆，在平壤挺出名。
排队的时候，孙军跟我说：“兄弟，在这儿做生意，得有个当地翻译。不然你连价钱都谈不拢。”
第二天一早，酒店前台给介绍了个翻译，叫朴秀美。
我第一眼看见她，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她多好看，是她穿得利落。白衬衫扎在裙子里，头发扎得紧紧的，跟街上那些灰头土脸的朝鲜姑娘不一样。
“你好，我是秀美。”她伸出手，普通话挺标准，就是带着点东北味儿。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平壤的外国语大学学的中文，毕业了在酒店当翻译。
头一回跟她出去办事，是在自由市场。
孙军说想进一批朝鲜的药材和干蘑菇，倒回国能赚个差价。
市场里那些小贩，看你是个外国人，报价就往高了喊。
秀美站在旁边，一句一句帮我翻译。听到报价，她直接跟小贩吵起来了。那朝鲜话说得又快又狠，小贩脸都白了，最后乖乖按正常价卖的。
出了市场，我感激地说：“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今天得被宰不少。”
秀美摆摆手，说：“没事，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客人，不能让他们坑你。”
那会儿我就觉得，这姑娘挺实在。
后来接触多了，发现秀美跟其他朝鲜人不太一样。
她说话做事有分寸，不贪小便宜。
有回我跟她结账，多给了点美金，她死活不要，说该多少就多少。
我待在平壤那段时间，孙军带我去跑了几个地方。
跟朝鲜的贸易公司谈生意，跟地方上的官员吃饭喝酒。
每次都是秀美跟着，不然人家说啥我都听不懂。
有一回，请一个区里的干部吃饭。那人喝多了，拍着我肩膀说，要是想在这儿做长久生意，得找关系。还说他有门路，只要愿意花钱，什么都好办。
秀美在旁边听着，没吭声。等那人走了，她跟我说：“别信他的，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说：“那该找谁？”
她想了想，说：“我帮你问问。”
过了两天，她带我去见了一个人。那人看着四十多岁，穿着灰布中山装，说话斯斯文文的。秀美管他叫金主任，说是外贸公司的人。
金主任问了我想做什么生意，拿了个小本子记下来。半个月后，还真给我批了个许可证，可以在平壤租店面开餐馆。
那会儿朝鲜管得严，外国人想在当地做生意，光手续就跑断腿。我这前后才花了一个多月，就拿到了批文。孙军都说我运气好。
但我知道，这不是运气好，是秀美帮了大忙。
她在中间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趟，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看她在外面忙进忙出的，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02
1993年秋天，我的中餐馆在平壤火车站附近开了张。
铺面不大，能摆七八张桌子。
我当厨子，秀美当服务员兼翻译，还雇了两个朝鲜阿姨洗菜刷碗。
店名叫“东北人家”，菜都是家常口味。锅包肉、地三鲜、酸菜炖粉条。一开始我还担心朝鲜人吃不惯，没想到生意特别好。
朝鲜那会儿物资紧张，肉啊油的，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我开餐馆有门路，能从丹东那边进货，食材比别人家强不少。
加上价格也公道，一来二去的，回头客就多了。
秀美每天早上六点到店里，帮着拾掇，迎客。
她干活利索，跟客人说话也和气。
有朝鲜客人来了，她就过去招呼，递上筷子碗。
有中国客人来了，她就说普通话，帮着点菜。
我心里头越来越觉得这姑娘好，但一直没敢往别处想。
一来，我是外国人，人家朝鲜姑娘，中间隔着国家。二来，我这人长得不咋地，大高个，脸黑，搁谁家闺女看了都不乐意。
可感情这事，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
有回店里忙到晚上十点多，我炒完最后一道菜出来，看见秀美趴在前台睡着了。
那天她来了大姨妈，脸色不好看，我叫她回去休息，她说没事，非要帮到底。
我拿件外套给她披上，她就醒了。揉了揉眼睛说：“我睡着了？”
我说：“回去吧，今天太晚了。”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看着我。那会儿灯泡坏了，店里只剩下后厨透出来的光，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于哥，你说，我要是嫁不了我喜欢的人咋办？”
我当时愣住了，不知道她说的“喜欢的人”是不是我。
也就是那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我更摸不着头脑的事。
有个在平壤做生意的中国老板，不知从哪儿听到我的餐馆生意好，起了歪心思。他找了几个当地的地痞，来店里闹事。掀桌子摔碗，客人全吓跑了。
我气得不行，抄起擀面杖就要冲出去。秀美一把拉住我，说：“别急，我打个电话。”
她在后厨打了个电话，说了不到三分钟。第二天一早，那几个地痞就来了，给我鞠了三个躬，赔了钱，还说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问秀美：“你给谁打的电话？”
她说：“一个亲戚。”
“什么亲戚这么有本事？”
她笑了笑，没接话。转身去收拾碗筷了。
还有一回，区里工商局的人来查账。说我的执照有问题，要封店。那几个人横得很，坐在店里不走，非得让我跟他们回去接受调查。
秀美上前跟他们说了一句朝鲜话，我没听清。但那几个人脸色一下就变了，互相看了看，站起来就走了。
临走前，领头的那个还朝秀美点了点头，态度特别客气。
我追到门口，看见那几个人上了辆吉普车。车牌跟普通的车不一样，上面有几个我看不懂的字。
那之后，我就觉得秀美不对劲了。
她不是普通的朝鲜姑娘，至少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她每个月的花销也不大，但穿的衣服料子都比一般人好。
她吃饭也讲究，从不在店里吃剩菜，说是家里教过的。
最奇怪的是，她从来不让我去她家。
有回我说，年后想去她家拜个年，给叔叔阿姨带点烟酒。她当时正在擦桌子，手停了停，头也不抬地说：“不用了，我家里人忙。”
“再忙，也得见见未来的老丈人吧？”
其实我那会儿还没跟她表白，这话半开玩笑半认真。
秀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你跟我爸……不太好见。”
03
1995年春天，我正式跟秀美表了白。
那天店里打烊后，只剩下我和她。我炒了两个菜，倒了杯酒，心里头那个紧张。
“秀美，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她坐在我对面，也不动筷子，就那么看着我。
“我今年28了，家里那边一直在催。我这人吧，没啥文化，就会炒个菜。但是我一心一意的，你要是愿意……”
我话没说完，她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我慌了，赶紧掏纸巾，问她怎么了。
她擦了擦眼泪，笑了笑说：“没事，我就是高兴。”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她也喜欢我。但她家里那边……可能不会同意。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爸在平壤一个机关里上班，思想比较传统。她不敢跟家里说，怕挨骂。
我说：“怕啥，你爸还能吃了我不成？改天我登门拜访。”
她急了：“你别去！你去了我爸肯定不让你进门！”
我被她那反应吓了一跳，只好说：“好好好，不去，听你的。”
那会儿我觉得，她爸无非就是哪个单位的领导，看不上我这个外国人。我想着，以后多赚点钱，把餐馆做大，人家总不能还看不起我吧。
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越来越觉得不像那么回事。
有回店里来了几个客人，穿着军装。领头的那个军衔不低，肩上的星星好几颗。我一看是当官的，赶紧让厨房加菜。
那几个人吃了半天，服务员去结账，却被拦下来了。那大校说认识秀美，非要见见她。
我让秀美出去打声招呼。秀美出去后，站在那桌旁边，跟那大校说了几句话。那大校站起来，“啪”地给秀美敬了个礼。
我站在后厨门口，看见这一幕，手里的勺子差点掉地上。
秀美跟他摆了摆手，那大校就坐下了，之后吃得特别规矩，再也没闹什么幺蛾子。
等那帮人走了，我揪着秀美问：“那大校怎么给你敬礼？”
秀美说：“他是我爸以前的下属，认错人了。”
“认错人？敬礼还能认错人？”
她没理我，转身去洗碗了。
但我看得出来，她那背影有点僵，不像平时那么自然。
还有一回，店里来了一对年轻的朝鲜夫妻。男的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女的挺着大肚子。他们点了几个菜，吃着吃着，那男的就哭起来了。
我好奇，过去问秀美怎么回事。
她说那男的是搞科研的，单位分房没有他的份，女方家里催着要新房才肯让女儿出嫁。
他没办法，带着媳妇出来吃顿好的，就当散散心。
我那会儿也是心软，说：“让他别哭了，回去我让厨房再给他打包两个菜。”
秀美看了我一眼，说：“于哥，你人真好。”
我说：“这有啥好不好的。谁还没个难处。”
她坐在我旁边，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挺怕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当时没当回事，笑着说：“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只要你不是北边来的特务就行。”
她听了，笑了一下，但那笑容，我看着怎么也有点勉强。
04
1997年的春节，我回了趟国。
到家后，我妈开始唠叨，说村里跟我同岁的谁谁谁，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问我到底啥时候结婚，是不是打算在朝鲜打一辈子光棍。
我想来想去，决定跟秀美求婚。
回到平壤，年后的生意还比较淡。有一天下午闲着，我去市里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条金项链，又去花店买了束花。
回店里，我把秀美拉到后厨，单膝跪地，特别郑重其事地说：“秀美，嫁给我吧。”
她当时正在洗菜，手在水龙头下面停住了。水哗哗的，她好半天没动。
“你起来。”她说。
“不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秀美把水龙头关了，转过身来看着我，眼泪已经下来了。
“于哥，我不是不想嫁给你。但我爸那边……”
“又是你爸。你爸到底什么意见？你都没带我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他不同意？”
她咬着嘴唇，好一会儿才说：“我说实话吧，我爸在朝鲜的政府部门当一个比较大的官。他以前跟我说过，不想让我嫁给外国人。”
“为啥？”
“因为……他怕我去了国外就回不来了。”
我当时有点火。
不就是要个闺女吗，跟嫁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我跟她把态度说得很清楚：“我不会一直待在朝鲜，但我也不会不让你回来。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回来探亲，我都陪你。”
秀美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那天晚上她没回家，在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她对我说：“我打电话问问李阿姨。”
李阿姨？我头一回听说这个人。
过了三天，李阿姨来了。
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藏蓝色的朝鲜族裙子，说话慢声慢气的，眼神却特别锐利。
她坐在店里，把从我到我家祖宗八代问了个遍，问了一个下午。
最后她站起来说：“行，我回去跟家里说说。”
又等了半个月，秀美跟我说，家里同意了。
我问她：“你爸到底同意见我了？”
她说：“不是……我爸说不用见了，有李阿姨点头就行。”
1998年秋天，我们在平壤办了个简单的婚礼。不请什么外人，就是店里几个帮工和秀美那边的亲戚，实际上就来了李阿姨一个人。
李阿姨送了一套金首饰，做工特别精致。我看了半天，不像是在平壤买的，倒像是从中国那边带过来的。
秀美笑道：“李阿姨以前在北京待过，托朋友带的。”
那天她穿了一身红色的朝鲜族嫁衣，头发盘起来，看着特别美。我也换上了西服，打了条新领带。
典礼结束后，李阿姨把秀美拉到旁边说了几句话。我看见秀美哭了，李阿姨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走过去，想跟李阿姨说句客套话。她看着我，说了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于高驰，秀美这孩子没享过几天福。以后你要对她好，别让她哭。”
我说：“阿姨您放心，我肯定对她好。”
李阿姨点了点头，转身上了一辆黑色轿车。那车一直停在巷子口，从外面看不见车牌。
那年秋天，我成了家。有老婆了，有了自己的馆子，日子过得挺舒坦。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这样了。
可谁知道，更大的事还在后头。
05
2000年，秀美怀孕了。
我高兴得不行，天天琢磨着给孩子起名。我说要是生个男孩，就叫于小磊，生个女孩叫于小慧。
秀美笑着说：“你咋这么偏心，男孩女孩名都起好了。”
到了快生的时候，我问秀美去哪家医院。她说去平壤妇产医院。我说好，提前去挂号预约。结果她跟我说不用，已经跟那边说好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跟那边说好了”，是直接去了医院旁边一栋小楼，门口挂着“干部医院”的牌子。
我站在楼底下，看着那牌子发愣。干部医院，那是给朝鲜干部家属看病的地方，普通老百姓进不去。
我问秀美：“你在这儿怎么也能看病？”
她说：“我不是说了吗，我爸在机关上班，能做点主。”
我没再追问。可心里那股疑心，越来越重了。
小磊出生的那天晚上，我守在外面走廊里。走廊很安静，没有普通医院的吵闹。医护人员进进出出的，个个都低着头，说话也小声。
秀美生完孩子，护士把孩子抱出来。小家伙白白净净，哭声洪亮。
李阿姨第二天就来了，带着一大堆吃的用的。奶粉、尿不湿、婴儿衣服，全是外国货。我看了下商标，是美国和日本的牌子。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
小磊打疫苗，用的药盒上印的也是外文。
每次去社区卫生院，人家都不收钱。
我说给钱，人家说“不用了，已经结过了”。
我问谁结的，他们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
2002年，小慧出生。跟小磊一样，也是在干部医院生的，也是李阿姨来照顾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秀美：“李阿姨到底是什么人？她跟你家什么关系？”
秀美说：“她是我妈的朋友，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那你妈呢？”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回中国了。”
“回中国？”
秀美点了点头，眼圈有点红了。她说：“我妈是中国人，以前在朝鲜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回去了。”
我愣住了。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妈的来历。
“那你爸呢？你爸还在朝鲜吗？”
“在。”
“他是干什么的？”
秀美咬了咬嘴唇：“我不能跟你说。”
“说了，对你不好。”
那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心里头，像有只猫在挠。
06
2004年夏天，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天我收拾抽屉，翻到一个牛皮信封。里面装着一沓纸，全是朝鲜文。我看不懂，就找了店里一个朝鲜帮工帮忙看。
那帮工看了两眼，脸色变了，把纸放下说：“于老板，这东西我不能看。”
“咋了？”
“这是……军方的东西。”
他把“军方”两个字说得很轻，但在我耳朵里，跟炸雷似的。
我又翻了翻那沓纸，上面盖了个红色的公章。印章中间有个图案，像是枪和麦穗。
那天晚上，秀美回到家，我拿着那信封站在门口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一看那信封，脸色刷地白了。
“你在哪找到的？”
“抽屉里。”
她伸手来抢，我没给。两人拉扯了几下，信封掉在地上，纸散了一地。
她哭了，跪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一边捡一边说：“我让你别查，你为啥不听！”
我说：“你让我怎么不查？结婚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岳父是谁，不知道你家里是干什么的。你现在连军方的文件都有，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她把纸收好，站起来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于哥，我不是有意瞒你。但有些事，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什么意思？”
“我爸是国家的人。他的名字，不能随便让人知道。一旦让人知道我是他女儿，我跟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沉默了。
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不是想瞒你一辈子。等哪天条件允许了，我会带你去见他。但现在真的不行。”
那天晚上的谈话，就这么不了了之。
但我心里那个结，越系越紧了。
过了一个月，我偷偷去找了一个在平壤做生意的中国人，外号“老周”。他在这边混了十几年，消息灵通。我请他喝酒，拐弯抹角地打听。
老周喝了几杯，压低声音跟我说：“兄弟，你跟那个翻译结婚这么久，就没发现点啥？”
我说：“啥？”
“你老婆那身份，不简单。我听说她跟军方高层有关系，具体是谁，没人说得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你这些年做生意没人敢来找茬，不是因为你运气好，是有人在后头罩着。”
“你怎么知道？”
“去年有个税务局的科长想查你，第二天就被调去管仓库了。这种事，一次两次是巧合，多了就不是了。”
我心里头砰砰跳，喝了几口酒，没敢再问。
后来我又去找了几个人打听，但每次问到关键的地方，人家就不说话了。有的是直接摆手，有的是让我“别问了，对你不好”。
最邪门的是，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被人拦住了。
两个穿便装的朝鲜男人，把我叫到旁边一条小巷子里。
其中一个会讲中文，跟我说：“于同志，有些事不是你能查的。别再打听了。”
我问他们是谁、谁派来的。他们没回答，说了句“好自为之”，转身就走了。
那之后，我没敢再查。
但我知道，我老婆秀美的背后，一定站着某个大人物。
那个大人物，可能是我这辈子都惹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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