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先生逝世了!语言学界失去了一位热情的学者!
四十年来，罗先生一直在教育和科学研究岗位上辛勤劳动着。他一生不倦地启迪和引导着青年，热情地帮助和鼓舞着青年。他自己在语言学工作上的成绩很多，而在培养青年这方面贡献更大。
罗先生在学习上一贯刻苦认真，这是朋友们以及和他同住过一个宿舍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他从在大学读书起，学习中一遇到引文和疑问，总是取对古今文献，不厌求详，因此他的笔记详细而精确，常为我们所借抄。1927年夏，他在杭州见到一部黄季刚先生手校的《广韵》,里面标注许多符号而没有说明。他业余在盛暑蒸郁的斗室中，挥汗过录，并深入地排比探求。朋友们都说何必如此认真，而罗先生不顾，终于得出它的条贯。1954年，我到太平胡同语言研究所去看他，这时他已患高血压病。我见他还在读书写卡片并为同志们校看卡片，劝他节劳，他说，工作惯了，一刻不工作反倒觉得难过。四十年来，他除了病倒以外，确实是没有一刻不在认真工作，真是穷年砣吃，孜孜不息。
罗先生在学习中，总是先掌握丰富的文献和实际材料，然后从材料中去找它的规律。1928年他为了研究反切就注意对音，为了对音就注意拉丁字拼音，为了拉丁字在中国的传播就注意到刘献廷，为了刘献廷就注意到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人物和学术思想。1943年，他在云南鸡足山悉檀寺看到丽江木家的“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就注意到父子联名制，因而进一步自己去调查收集朋友们得到的现实的活材料以及文献资料，综合起来加以研究。1933年他在青岛遇见游国恩先生，一听到游先生说的“临川”两个字就觉得有三点值得注意，于是就进一步对临川音加以调查研究，终于写成《临川音系》。由于他善于抓住语音规律，所以学习语言方面十分迅速。1927年秋天他到广州，不久就掌握了广州话的特点和词汇。他不肯放过一切的实践机会，常说广州话。当他第一次会见古直先生时，古先生不相信他是外省人，更不相信他到广州不过半年。
罗先生教授汉语音韵学和音韵沿革多年，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但是他始终谦光自抑，不事夸扬。他的讲义——《汉语音韵学导论》经过了二十五年，修改了八次，才在1949年印行。这本书虽然只有七万多字，而都是从他个人研究的结果提炼成的，偶有采取前人意见的地方也是经过批判才接受的。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满意，还想用语体彻底改写，以便使较多的读者看得懂。可惜他已为高血压病所苦，没有来得及改写。他每写一篇文章或一书，总是谦逊地请旁人提意见，而对正确的意见又总是虚怀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发现，来得及的，再版时一定改，来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说明。我们在他的许多著作的自序和再版序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38年，他随着学校从长沙迁到昆明。云南是多民族地区，语言复杂，而汉语又和北方普通话相近。研究语言的人狃于积习，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感到条件困难，对于云南汉语又感到平凡，都鼓不起系统地调查研究的兴趣。他却认为全国语言有一个地方没有经过精确的科学调查，语言地图上这一角终究是个缺陷，应该利用当前的机会，因利乘便地做一次云南全省语言调查。于是建议大家通力合作。几年之间，几个中年人领导几个青年人，分别在当时交通梗阻、经费拮据、印刷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到各地去作实地调查，终于给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道路。
罗先生在政治上也和科学研究上一样，是要求不断前进、不断日新的。北京一解放，他就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参加政治课教学工作。他常说，现在的心情和解放以前大不相同了。他抱着加紧工作雄心，可是几年来都为病所困，否则他在科学研究的成就上一定还要大得多。
罗先生为人坦率，嫉恶如仇，我们都称他为“罗文直公”。他律己很严，能持人所不能持。他待人真诚热情。我和他是大学的同学，四十多年来，天天见面的时间总在二十年以上，他对我的帮助、鼓励和关怀，不是笔墨所能尽。四十年生死交情的朋友，一旦永别，使我万分悲痛，而我更悲痛的是这样一位科学干将，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革命进军中，忽然停止了他的思想!
(原载《中国语文》195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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