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周养浩》词条、百度百科《息烽集中营旧址》词条、维基百科《周养浩》、《纵横》杂志1999年第五期《1975：特赦战犯申请去台受阻记》、人民日报《国民党军统"三剑客"最后归宿》、《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中国知网）、《周养浩与息烽监狱》（息烽县人民政府网）、肖荣华《军统"三剑客"昆明落网记》、边芸《昨日座上客，今天阶下囚——国民党息峰监狱主任周养浩的后半生》。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5年3月19日，北京，初春。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铁门，在这一天缓缓打开了。
北京初春的寒意仍在空气里打转，功德林监狱的大铁门缓缓开启，周养浩迈着并不稳当的步子走了出来。他刚拿到那张写着"自由"二字的释放证明，袖口因攥得过紧起了褶。
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二十六年积攒下来的褶皱照得格外清晰。
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身边陆陆续续走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十号人，个个都是在里头关了多年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
这些人里，有四十多岁进去、白头发出来的，有进去时腰板笔直、出来时佝偻着背的，一个个在铁门口站了片刻，用眼神丈量着眼前这个他们已经陌生了太久的世界。
1975年3月19日，在各地管理所学习改造的战犯全部特赦，绝大多数特赦战犯都留在北京或回到本省当了文史专员、政协委员和参事室参事。
留在大陆，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有人的家就在北京城里，出了门转个弯就能回家；有人的老家在河南、山东，买一张火车票就能见到亲人；有人已经在管理所里想好了，回去写回忆录，安安稳稳度过余生。
有人把一份留在大陆的申请表，递到了周养浩跟前。
周养浩没有接。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要去台湾。"
周围劝他的声音，不在少数。有人跟他说，你关了这么多年，台湾那边早把你当死人了，去了能得到什么？有人告诉他，留在大陆有工作、有住所，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何苦去折腾。
周养浩都摇了摇头。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他已经在心里压了整整二十六年。
【一】浙江江山走出的法学生，一步一步走进军统大门
要搞清楚周养浩这个人，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周养浩1910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
浙江江山，是个夹在山地之间的县城，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离杭州不近，离上海也远。
这地方出过不少人物，其中最让后人记住的，偏偏是几个在民国情报系统里走出去的人——戴笠、毛人凤，还有周养浩，三个同乡，命运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周养浩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其父是武秀才。16岁那年，周养浩在外地学成毕业，回家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
课讲得好，被学校推荐到省里讲公开课，正因这次讲课，周养浩被国民党浙江省高官看中，举荐他到省防军政治指挥部训练班受训。就这样，周养浩走上仕途。
一个年轻人，就这样从一间小学的讲台，迈进了另一扇门。
省防军训练班结束以后，他又被推荐到上海法学院法律系进修。
上海法学院，在当时算得上一所颇有声望的学校，法律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外表文质彬彬，逻辑思维严密，语言表达有条理——这些特质，恰恰是情报和审讯工作最需要的。
1932年，周养浩从上海法学院毕业，次年，他便加入到了戴笠的特务处。
入门的过程，用今天的话说叫"内推"。
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刚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
十六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数字。
这十六年里，周养浩先后担任过陕西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科长、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
这串职务列出来，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轨迹——从基层警察机构，逐步深入军统核心，从审讯员到监狱主任，再到特区副区长，一路向上，越走越深。
而他的外表，始终维持着法学院毕业生的那种儒雅风格——金丝眼镜，整洁的西装，说话有条理，举止不失分寸。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
"书生杀手"这四个字，把他这个人的两面性说得最透彻。外头那层，是读书人的皮；里面那层，是特务系统的骨。
"军统三剑客"按年龄排序，应该是1906年10月出生的周养浩为老大，1914年6月出生的沈醉为老二，1914年12月出生的徐远举为老三，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人都俨然以沈醉为首，那是因为沈醉最早晋升少将，而且是三人中唯一获得中将军衔的。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三个人在军统系统里齐名，被外界称作"三剑客"，各有各的一套手段，各有各的拿手领域。
沈醉善于交际、精明圆滑；徐远举管着重庆地区大量的镇压行动；而周养浩，凭借法学院的底子，在审讯、情报整理和管理方面，有他自己一套旁人摸不透的路数。
三个人私下里关系复杂，远不是外头传说的那种铁板一块。
在保密局时期，徐远举和周养浩针尖对麦芒，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人凤就会请沈醉当和事佬；刚被关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徐周二人也是互相嘲讽，但这两人面对沈醉的时候，又能"同仇敌忾"。
这种关系，在他们后来共同被关押的岁月里，依然维持着那种微妙的张力。
【二】息烽集中营——"书生杀手"在贵州山沟里的那些年
1941年3月，周养浩接到了一道调令，去贵州息烽，接任集中营主任的职务。
息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地名。这个地方在贵州中部，山高沟深，道路难行，恰恰是设立秘密关押场所的好地点。
军统在这里盖起了集中营，对外的说法是"战时干部训练所"，实则关押的是被认定为需要秘密处置的各类人员。
1941年，戴笠派周养浩担任息烽集中营的第二任主任。周养浩推行"狱政革新"，将集中营内的监牢称为"斋"。营内故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特"9个"斋"，共52间牢房。
这套命名方式，用儒家经典里的词汇给每个牢房贴上标签，是周养浩这个法学院出身的人的一种操弄——名字起得越好听，表面上的体面就越足，实际里头发生的事，就越不容易被外人说嘴。
周养浩上任后，着手搞所谓"狱政革新"，在狱中开办卷烟厂、肥皂厂、印刷厂等，把"犯人"改称"修养人"，逼迫"犯人"劳动，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
表面上，这是在让被关押者学习技能，实际上不过是强制劳动。
息烽集中营本是改造日伪战俘的掩饰，实质为军统西南情报、刑讯、走私三合一的巨大黑洞。周养浩一到任，先圈地盖仓库，再把贵阳、昆明、重庆按三角航线布置卡车。
犯人里若有人会开车、会修无线电，就地"招聘"，每车再押两名持枪特务。卡车挂着"军用"标牌，里头却塞满纸张、木炭、香烟，回程换成化妆品和洋酒。
周养浩每月只往南京汇一账，其余悉数进私库。
集中营在他手里，成了一个有情报、有刑讯、还能对外走私的多功能据点。监狱的铁门成了他赚钱的屏障，关押在里头的人，则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支配的资源。
从1938年设立到1946年撤销，7年多的时间里息烽集中营关押了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马寅初等共产党人、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1200余人。
他们在这里受到严刑拷打与非人折磨，被秘密杀害或折磨致死的有600多人，集中营撤销时仅有72人被转押至重庆，后大部分被杀害于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的国民党大屠杀中。
讲解员介绍，整个息烽集中营，"幸存者不足100人"。
在这1200多人里，有一个人的名字与周养浩的命运纠缠最深——杨虎城。
杨虎城将军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之一，1937年被囚后辗转多地，最终被关押至息烽。他在贵州黔灵山的牢房里待了多年，那段岁月漫长而煎熬。
周养浩在息烽任主任时，与杨虎城打过不少交道，两人之间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客气。
被关押在息烽监狱内的杨虎城还对黄显声说道："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这句话里藏着的信任，在两年之后，成了一道致命的裂缝。
【三】1949年9月：那辆开往重庆的黑色轿车
1949年，国共内战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
解放军从东向西，大江南北，一座城池接着一座城池落入手中。国民党的地盘，越缩越小，最后只剩西南几个省还撑着。
重庆、成都、昆明，成了最后的据点，周养浩也跟着主子在这几个城市之间辗转。
就在这年秋天，一道来自上头的命令，落在了周养浩手里。
命令的核心只有几个字：把杨虎城带到重庆来。
1949年，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争取和谈，宣布要释放一批犯人，其中就包括杨虎城。但暗中派毛人凤去把杨虎城接走，毛人凤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养浩，因为除了他没有人能办到。
没有人能办到——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整个保密局系统里，周养浩是唯一一个在多年关押过程中与杨虎城将军建立过某种程度信任关系的人。这种信任，在这道命令里，变成了一把刀。
周养浩见到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
杨虎城出于对周养浩的信任，就同意了。到了9月，周养浩再次来找杨虎城，说要带他去重庆，然后一起去台湾。
贵州到重庆，一路山路盘绕，翻山越岭。
1949年9月6日黄昏，一辆黑色小轿车沿山路疾驰。车上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脸色阴沉，显得心事重重。刚到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轿车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拦停在路边。
周养浩一脸疲惫地接过杨递上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看完便条，周养浩不动声色，朝杨进兴打了声招呼，返身钻入车内，扬长而去。便条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笔所书。
周养浩坐着轿车离开了，身后发生的事，他不会不清楚。
大屠杀以杨虎城的被害拉开了惨烈的序幕。
9月6日，周养浩将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宋绮云一家从贵阳骗到重庆歌乐山，安排刽子手张鹄、王少山、熊祥、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具体执行暗杀任务。
杨虎城父子步入戴公祠后，张鹄指着戴笠生前居住时的会客室说："这里面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一间。"杨拯中一进里屋，躲在门后的王少山的匕首，便迅速凶狠地戳进了他的腰间。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闻声刚回头一看，熊祥的匕首就刺进了他的腰部。几乎与此同时，杨进兴用白手帕蒙住了他的嘴。接着又是几刀，杨虎城挣扎了几下，软软倒下了。
同时杀害了杨虎城将军的家属和随员共六人。
这一晚，是1949年9月6日。
三个月后，同年12月9日，轮到周养浩自己跑路。
罪孽深重的周养浩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正面临生死危机，连忙逃向成都，12月9日又从成都逃到了沈醉所在的昆明，准备从昆明转机逃往台湾。
而当天，暗中谋划许久的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率部起义。值得一提的是，早在9日起义之前，军统三剑客其余两人沈醉、徐远举已经被卢汉扣押，沈醉决定参与起义。
周养浩只知道沈醉身在昆明，不知道他起义了。当时的机场已经被起义部队封锁，周养浩在机场待了许久见不到沈醉，便打电话让沈醉将机票送到机场来，他希望明日就飞往台湾。
沈醉对他说，反正要走也只能明天了，不如过来一起吃顿饭再走。但心急如焚的周养浩直接回绝了沈醉的邀约，让他尽快将机票送来。
然而，机场跑道已经被切断，没有任何飞机能起飞。
因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司令官卢汉将军宣布起义，飞机被起义部队扣留，周养浩作为战犯被转送到重庆"二三零六信箱"，后又转送首都北京，最后监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
从昆明机场被带走的那一刻，周养浩的前半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四】抚顺到北京，二十六年的铁门与等待
战犯的日子，是用时间来丈量的。
周养浩被关押以后，先是在重庆，后转至北京，最后监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再于1956年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一路辗转，带着足够长的岁月，把他从一个四十岁的壮年人，耗成了一个白发交杂的老人。
关在里头的，个个来头不小。自1959年开始，中央已连续七次办理战犯特赦，总数五百五十四人，将军级别约占四成。
头几批特赦出去的，是改造表现最好的那些人。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这些当年呼风唤雨的人物，一个个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有人去了政协，有人当了文史专员，活得出人意料地还行。
当得知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上没有自己的时候，徐远举和周养浩大喊大叫，显得比谁都"委屈"，弄得其他正规军的将军们侧目而视：徐远举和周养浩要是能第一批特赦，功德林也剩不下几个了！
这话说得刻薄，却道出了一个现实——两个人的罪行，在整个功德林里属于最重一档。
周养浩最初进去的时候，根本不配合。沈醉、徐远举在被逮捕后表现还算不错，积极配合改造，但是周养浩不愿配合，同时还拒绝服从管教和思想改造，同时还拒绝劳动。
他用法学院的底子跟审讯人员周旋。
1956年，周养浩等人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到了这里，周养浩还是拒不交代实质性的罪恶，还经常利用自己熟知法律的条件，用法律条文来和审讯人员辩论，为自己开脱罪行，常常搞得审讯人员头痛无比，却也无可奈何。
在这段顽抗的岁月里，他和沈醉之间，还发生了一件差点酿成大祸的事。
一次审讯人员提审完周养浩，让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其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痛恨沈醉出卖自己，被押回监房后，提起一张小板凳往沈醉头上砸去。
就是正在下棋的宋希濂反应神速，不但伸胳膊替沈醉挡住了那致命一击，还顺手夺下了周养浩手中的板凳。
宋希濂那一挡一夺，既救了沈醉，也救了周养浩，因为沈醉万一被他砸死，周养浩也会数罪并罚，没有机会进功德林了。
这一板凳，成了功德林历史上被后人反复提及的一个细节。宋希濂这个救了沈醉一命的动作，改变了好几个人的命运走向。
接下来，是漫长的相持。
周养浩继续在管理所里扛着，态度时好时坏，说到底，就是不肯全盘交代那些他认为不能交代的东西。他承认参与了特务活动，却将自己描绘成"受命行事、心存犹豫"的被动工具。
这个策略，让他在一批又一批的特赦名单里，始终排不进去。
1959年，沈醉被特赦出去了。1960年，又走了一批人。功德林里的人越来越少，周养浩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1973年冬，徐远举突发脑溢血逝世，给功德林蒙上一层阴影。此人临终前反复嘱咐狱友"好好交代"。消息传来，周养浩神情复杂，他明白如果自己再不抓紧表态，可能永远也走不出高墙。
于是更卖力劳动，放风时主动背诵政治材料，伙房抢着干最脏的活。改造小组一度把他评为"进步典型"，并将情况上报。
徐远举死在了里头，这件事让周养浩真正意识到，这扇门不是靠死扛能打开的。
于是，他的表现开始发生变化。进入七十年代，特赦范围持续扩大，他看见一线希望。为了表现，他忽然成了学习模范，劳动总是第一个下地，批判会上能背整段文件。
狱友低声嘀咕："老周八成想混出狱。"监管干部对这一套心知肚明，但政策规定在那里，只要达标就得登记。
多次评估后，1975年1月，中央批准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周养浩名列其中，备注栏却写着：继续观察。
至1975年3月19日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
从1949年12月9日昆明机场被扣押，到1975年3月19日走出管理所大门，周养浩在铁门之后待了整整二十五年零三个月。
那天走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口说了那四个字——"我要去台湾"。
沈醉后来得知这个消息，只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周养浩这些年一直是在假装积极，这刚被特赦就露出了真面目。"
然而，沈醉只猜到了事情的表面——他不知道，这个压了二十六年才开口的人，心里藏着的，远不止回去找家人这么简单。
直到多年以后，那个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让所有知情的人都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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