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研究所”）的学者们，带着六十载厚积薄发的中国科技考古体系，远赴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希腊，探寻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追问不同文明交汇中闪烁的智慧火花。
中国考古如何“走出去”？又如何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答案藏在硬核的科技实力与融合智慧之中。从尖端装备与传统工具的协同发力，到中国特色考古研究方法与标准跃升，再到多领域全链条体系攻坚，中国考古人在海外，正以扎实的实证成果丰富着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学术视角，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跨文明考古研究体系，国际话语权也得到稳步提升。
中埃联合考古队清理孟图神庙遗址 本报记者 王宙／摄
在国内，科技考古的定位已经从辅助工具转向深度嵌入考古项目的全流程设计。从田野发掘的现场保护，到实验室的精细化分析，再到后期的修复与数字化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构建起覆盖全材质、全流程的闭环科研体系。面向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实验室推动科研组织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系统攻关”转型。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测年平台、高能CT、古DNA全基因组测序等“卡脖子”技术被重点攻坚，“中华文明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等大数据平台也在加速建设。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正成为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核心引擎。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攀登，中国科技考古已站在与世界平等对话的位置。世界考古学的璀璨星图上，标注着一个属于中国的清晰坐标。而这颗星的光芒，正为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照亮新航程。
以科技熔铸中国考古的内在基因
进入21世纪，考古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方法论革命。它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更依赖自然科学与前沿技术，在数据采集、分析与阐释中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底色。科技考古，由此成为衡量一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介绍，1965年，在夏鼐先生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成立了国内首个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考古学埋下了科技融合的第一颗种子，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第一次深刻变革。1995年，考古研究所整合分散的技术室、人骨组和动物骨骼组，成立了全国首家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用吕鹏的话来说，这一步完成的是从“分散探索”到“系统整合”的历史性跨越。
几代人的心血，凝结在两个层面。一是构建“全链条”科研框架：从最初的碳十四测年，逐步拓展出涵盖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考古、冶金考古、数字考古、古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等13个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乃至东亚门类最齐全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二是培育“懂考古、通科技”的复合型人才梯队——以仇士华、袁靖、赵志军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不仅攻克了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古等核心技术，更培养了一批如今已成为科研骨干的青年学者，实现了“代有传承”。
2024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将过去零星、分散的研究室重组为包含18个子实验室和5个联合实验的超级平台。在吕鹏看来，这标志着科技考古从“个案突破”到“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跃升。实验室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起“目标导向、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跨学科协同创新模式，直指国际科技考古的制高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的角色完成了一次跃升——从“跟着考古队做检测”升级为“带着科技方案设计考古项目”。早期（1965—1995），碳十四测年等技术为考古年代学提供关键数据，帮助中国考古学构建起时空谱系；中期（1995—2024），科技考古深度融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课题，开始输出系统性研究成果；如今，科技考古已覆盖全链条科研体系。在陶寺、二里头、殷墟等核心遗址，年代框架的重建、气候环境的复原、生业模式的重构、人群迁徙的追索、手工技艺的传承，背后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吕鹏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九个字：“建体系、育人才、攻难关。”而将实验室重组的战略考量，凝练为九个字：“为国为民、勇攀最高峰。”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创新高地。
这份底气，如今正随着中国考古人的脚步，走向世界。
技术赋能全景式考古发掘
技术和设备能否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决定了科技考古能否实现对遗址信息从采集、研判到长期保存的全链条覆盖。2026年5月启动的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项目，正是这种多学科、多技术融合的全景式学术布局的一次清晰亮相。
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揭牌后的首个海外田野项目，安杰洛卡斯特洛的发掘承载着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学者首次从最基础的物质遗存出发，对古希腊文明展开原创性研究。这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界开始拥有世界文明叙事的一手资料与话语权。从筹备阶段起，该项目便确立了以中方为主导、兼具国际化视野的多学科协同架构。据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介绍，团队已集结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陶瓷器研究、成分检测分析、古环境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和文物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学者，一支多学科队伍由此成形。
在装备层面，针对遗址复杂的田野环境，中方团队配备了一套高精度的设备矩阵。南方测绘全站仪为发掘区建立了统一的坐标基准，使每一件遗物都拥有了精确的三维定位。由大疆旗舰级无人机Matrice 400搭载高精度测绘激光雷达禅思L3组成的无人机激光雷达系统，堪称此次考古设备中的“利器”——由它快速生成遗址的全景三维模型，将传统测绘从平面一举拉升至立体。这些技术手段协同作战，直接赋能考古队全面数字化记录发掘信息，并打通了多学科综合分析各类资料的关键环节。
中洪考古学者操作无人机进行作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队/供图
精度高、稳定性强、性价比突出，中国品牌专业设备凭借这些核心优势，不仅在国内硕果累累，更成功挺进欧洲市场，在海外考古发掘与测绘一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在科研设备和研究理念上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李新伟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形成对聚落布局和功能区划的整体认识，同时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了解希腊化时期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他看来，中国科技考古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无论是高精尖设备还是传统工具，只要能满足田野需求、获取有效数据、实现文物保全，中国考古人的工具箱里就有它的一席之地。
自2019年起，中罗联合考古队把目光投向罗马尼亚东北部一处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小型聚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罗马尼亚考古队队长温成浩回忆，面对四分之三面积被森林覆盖的复杂地形，大型勘探设备无法使用，中方团队带来了传统的考古“神器”——洛阳铲。就是用这柄看似简单的探铲，在林地间灵活钻探，不仅验证了此前地磁探测的结果，还意外发现了几处地表下毫无迹象的隐秘遗迹，最终精准锁定了发掘目标。四年田野工作下来，中方团队基本摸清了这处聚落的布局与内部结构。
中方团队清理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罗马尼亚考古队/供图
田野勘探如此，文物保护环节同样见证了因地制宜的智慧。温成浩表示，出土陶片表面常有一层厚重的钙质结壳，用传统方法清洗容易伤到陶片本身。中方团队摸索出一个食醋（弱酸）浸泡结合超声波清洗的巧方法，成本不高，效果却出奇的好，彩陶纹饰和陶器原本的面貌一点点还原出来。当地学者感叹，这是中国考古队为罗马尼亚文物保护作出的独特贡献。而这些陶器，也为中国史前文化尤其是“彩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来自海外的重要参照。
方法与视角的融合互鉴
中国考古队不设学科围墙，不划学派边界，秉持开放的心态，在与国际同行的切磋与相互启发中，一步步将科技考古推向新的高度。这种开放姿态结出了两种果实：一是方法上的融合，作业效率与数据精度显著提升，中方技术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与采纳；二是视角上的互鉴，中国学者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深化世界文明比较研究，贡献了独到的学术视角。
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中方团队曾面临一场关于“标准”的博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默然回忆，当中国考古学家将惯用的三维建模技术引入玛雅贵族院落发掘时，最初遭到了洪方同行的质疑。然而，经过反复的数据对比与现场验证，这项技术最终被洪方文物管理机构认可，并一跃成为科潘考古的新标准之一。与此同时，中方在地层精细划分上的深厚功底，被成功嫁接到洪方特有的“隧道发掘法”中，极大增强了考古队对复杂遗存形成过程的解析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项目洪方负责人豪尔赫·拉莫斯（Jorge Ramos）告诉记者，“在科潘项目中，中洪联合考古队在更短时间里检视了更多数据。因此，我们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背景分析上，从而获得了更多重建玛雅文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机会。正是技术创新为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我们能够展开更深入、更细致的学术思辨”。
拉莫斯还表示，真正为古代文明研究带来新问题、挑战既有解释框架的，是中方团队独有的视角。“推动玛雅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因素，与中华文明相比，是否有相似之处？两种文字体系，是否遵循着相近的演变轨迹？”在他看来，这才是中洪联合考古最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中埃考古方法的融合则更为深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负责人贾笑冰回忆，埃方起初希望沿用埃及传统方式进行发掘和记录。“如果完全按照埃及的方式，就会失去用中国考古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审视埃及考古材料的机会。”双方在遗址上反复沟通推演，花了一个月时间，最终磨合出一套取长补短、融合中埃理念的发掘记录系统。贾笑冰坦言：“在方法论上，中国考古学者的田野技术受到了国际化的检验。事实证明，我们的精度和科学性不输任何国家，这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学术自信，也促成了我们自身发掘流程的进一步规范化。”
技术的介入让这种融合如虎添翼。埃及卢克索古迹事务总负责人阿卜杜勒-加法尔·瓦格迪（Abdel-Ghaffar Wagdy）指出，中国考古学家对现代分析工具与数字保存技术的高度重视，对于考古成果的精细研究与广泛传播至关重要。从遥感到先进成像，这些技术的整合让数据采集、分析和复原更加精准，能够揭示传统方法可能忽略的新认识。
中方团队的宝贵价值远不止于设备。“中埃联合考古队所采用的跨学科方法以及对技术手段的娴熟运用，令人赞叹。”瓦吉说，中方带来的是一套扎根田野实践、尊重文化差异的独特考古理念与方法。这种严谨方法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为当代考古学如何在历史认知与前沿科学之间架起桥梁提供了范例，也使中埃双方的贡献对全球考古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以多领域全链条体系攻坚克难
什么是打破学科壁垒、贯通研究全流程的考古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旭给出的答案是：多领域全链条科研体系。它并非某一项技术的单兵突进，而是各领域学者的协同攻关与资源的高效整合。从遗址勘探到样本分析，从文物保护到文明阐释，一体化的研究团队让考古结论更具科学性与严谨性，也让古代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人群交往与交融的脉络、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完整逻辑得以全方位还原。这正是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急需的坚实实证，也是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键一步。
2025年1月，实验室科研人员在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开展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供图
在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这套多领域全链条模式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田野到实验室、从应急保护到长期预防，环环相扣。面对一座距今约1500年、骨骼与纺织品相互叠压的家族合葬墓，中方团队没有选择可能造成不可逆损坏的现场清理，而是引入“整体套箱提取”技术，将整座墓葬的堆积层连同底土一起装进特制的木箱，整体打包运回实验室再作精细化分析。正是这场“搬家”，守住了丝绸与五铢钱等遗存的丰富信息。关于丝绸来源、传播路径、生产主体等丝路谜题，由此得出了关键性新结论，也刷新了国际学术界对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认知。
“在中国的考古理念中，文物保护从清理那一刻就同步开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亚考古队队长、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团队执行领队刘涛说。这种发掘与保护融为一体的“全链条”意识，正是中国考古区别于其他学派的重要特征。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化蕊的话说，“发掘即保护”的核心，就是将保护与信息提取同步融入发掘的全过程。“一方面是依托对不同出土环境下各类文物病害机理与腐蚀状况的系统研究，配合针对性的应急保护技术，在第一时间把脆弱的文物本体有效留存下来；另一方面是运用三维扫描、光谱成像、荧光技术等多层次信息提取手段，在发掘现场全面获取文物的形貌、成分、结构以及埋藏环境等考古学信息。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发掘过程即科学记录与保护同步推进的考古工作新模式。”
实验室团队曾三度奔赴乌兹别克斯坦，将对蒙扎铁佩遗址的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研究贯穿始终。2025年，中方团队在蒙扎铁佩遗址旁建成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将三维扫描仪、高光谱成像设备等从北京运至一线，对套箱内的遗存进行逐层无损探测与信息提取，从而实现了应急保护、数据采集与科技分析的现场无缝衔接。面对中亚生土砖墙体脆弱易损的难题，联合考古队又引入中国大遗址保护经验，搭建临时覆盖设施，也为未来露天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中方团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将“发掘即保护”的理念与多领域全链条科研体系沉淀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鲜明标识。
架起不同文明对话之桥
从“请进来”学习到“走出去”探索，中国考古人的足迹已遍布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希腊。这条路通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能否在相互理解中找到一种超越高下之争的对话方式？而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中国考古学又如何形成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刃余的答案是，打破“谁比谁早”“谁最先发明了什么”这种单一的溯源逻辑。“人类社会应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去综合评价自己的历史，寻找共同关注点，从而超越文明与文化高下评价的历史价值简化论视野。”
那么，更高的视点从哪里来？在王刃余看来，“一带一路”文明对话正是回应这一学术思考的中国答案。它不是在既有框架里争高低，而是在当代地理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跨地域的人类古代社会历史阐释模式。其最终落脚点，是拓展文明之间的互动界面，让不同文明的后裔有更多交流的可能。
这句话恰好点出了科技考古在“一带一路”文明对话中的独特角色。王刃余表示，科技考古正在用实证搭建一座相对中立、可验证的文明对话桥梁。在以器物形制比对、年代序列梳理为主的传统范式中，跨区域文明交流常陷入单向溯源、优劣比较的桎梏。而科技考古凭借多学科交叉的实证力量，完成了从“溯源争先后”到“阐释讲互动”的根本性转向。
如果说上述转向是理念层面的突破，数字技术的崛起则为这种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这些正在重塑无数行业的技术浪潮，同样涌入了考古学的田野。
作为科技考古的重要分支，数字考古正被视为推动学科变革的核心引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对此充满信心。“数字考古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无人机拍摄、三维重建、激光雷达扫描等技术的广泛运用，获取考古现场空间信息的速度和精度不断提升。而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下，数字考古应用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持续拓展。”
刘建国认为，数字考古正从技术推广应用转向与传统考古研究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未来的布局将聚焦两个方向：一是考古现场高分辨率空间信息的获取与分析，探讨遗址形成过程与古代人地关系，揭示史前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因；二是开展长城、城址群等大时空跨度的聚落考古研究，阐释人类与自然环境从改造、适应到和谐发展的文化根源，在此过程中逐步完善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向记者描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赋能人骨研究：机器对破碎的人骨残片进行自动生成分析，自动提取和统计人骨信息，自动完成对比研究及线上多学科整合分析。“多学科的参与和高精尖技术的应用，让中国的人骨研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更多话语权。”王明辉说。
“考古学常被比作‘一捆工具’，”王刃余说，“一套用以描述和建构人类过往的工具。科技考古，正是这样一些工具的代表。”在未来的田野上，科技考古将不再只是一捆工具，而是一种古老文明以技术为翼、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姿态。它让中国考古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也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架起一座相互尊重、共同繁荣的理解之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任冠虹、练志闲、杨雪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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