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叙“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
公元1645年，中国历史的年轮上刻满了动荡与血泪。这一年，大明王朝的龙椅已经易主，满清的铁骑早已入关，正势如破竹般地吞并着整个中原大地。中国“清朝”：为何越来越不受欢迎？
而与“1645”这个数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沉甸甸压在心头的，正是这场发生在烟花三月之下、江南重镇扬州的浩劫——扬州十日。
提起扬州，人们总会想起诗仙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浪漫吟咏。杜牧的十年一觉，徐凝的二分明月，几千年流淌的运河文脉，让这座古城在中华历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文化坐标。
然而，也恰恰是它，成了一块巨大的伤疤。有史料描述当时的惨状为“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城中积尸如乱麻”。数不清的扬州百姓身首异处，读后使人不寒而栗，痛恨之情，油然而生。
这些血泪交融的文字，都来自一部八千字的小书，一本曾在清朝被严厉禁毁、在近代又作为“革命号角”复活的亲历者回忆录——《扬州十日记》。作者是一个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普通知识分子。
故事，要从王秀楚在自家墙缝后窥视到的一幕开始。
一、硝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南明与小朝廷的内斗
一个王朝的坍塌，从来不是从外部开始的。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自缢，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拉上了帷幕。
王朝覆灭之际，残存的朱氏宗亲南逃至留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改元“弘光”。这便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正统政权——南明。
然而，作为南明首席军事统帅的史可法，面对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为防清军南下，他制定了以扬州为屏障、联结江北四镇的军事防御体系。但弘光朝内部党争极为激烈，权臣马士英借拥立之功把持朝政，与史可法等主战派水火不容。
祸不单行，武昌军阀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顺江东下讨伐马士英，马士英急调原本驻防江淮的精锐部队西上阻击，致使江淮防线完全空虚。史可法虽有“督师”之名，却根本指挥不动四镇兵马。就这样，南京的北大门，几乎不设防地向清军敞开了。
二、孤城落日：史可法的壮烈与无奈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铎率十五万清军大举南下。白洋河失守后，史可法仓促退守扬州，闭城御敌。
昔日的繁华之都早已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在清兵攻城之前的几日，扬州城内已是风声鹤唳。
王秀楚在《十日记》开篇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东，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余，将不能继。”
为了平息士兵的骚扰，城中百姓不得不设宴款待守将。王秀楚陪着笑脸，“谬为恭敬”，好不容易讨得军官欢心，戒令士卒稍微退远。而那位军官竟还有闲情逸致——“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大敌当前，明末的军纪已经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扬州城墙。二十五日（公历5月20日），城破。
城破之际，史可法欲拔剑自刎，被部下阻拦。一行人拥着他试图突围，不幸被俘。多铎亲自劝降，史可法严词拒绝，从容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明史》评价史可法曰：“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这位誓与扬州共存亡的民族英雄，终究没能挡住清军铁蹄——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的残酷。
三、人间炼狱：《扬州十日记》中的十日绝笔
扬州城破，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
清军统帅多铎因攻城遭受了本可避免的巨大伤亡，恼羞成怒，遂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
翻看王秀楚以亲身血泪铸就的那八千字，一股窒息感扑面而来。
因城墙过于狭窄火炮无处安放，史可法曾在城垛设木架炮，但工程未毕，敌军已登城。清军白刃乱下，守城军民奔避践踏，纷纷跳上木板逃亡。然而那木板并不牢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
王秀楚写道：“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鞫然，四响不绝。”
从城头侥幸逃下的人又闯入民居，堂室内外以至卧房之中，守城军民都在惊惶失措地觅隙潜匿，主人呵斥也无法阻止。
王秀楚从窗缝向外窥视，初见清兵“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心中稍安。然而—— “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扬俗。”
看到这一幕，王秀楚惊恐万状，即刻转身泪流满面地对妻子说：“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妻子含泪答诺，并交出所有金银：“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
此后十日，清军在扬州城内疯狂屠戮。王秀楚写道，十日之后，全城一片血腥，“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躲藏深处幸免于难者外，几乎全部惨遭杀害。王秀楚一家八口，最终仅余三人。
四、血证与疑云：关于《扬州十日记》的真实性争议
历史的烟尘弥漫三百年后，《扬州十日记》这本被严令禁毁的小书，却在近代意外“复活”，成为辛亥志士们手里的一面反清大旗。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段往事，最先迎面撞上的，是一个极具分裂性的问题：这一切，到底是真的吗？
近年来，围绕“扬州十日”的争议日益激烈，甚至一些学者公然宣称“扬州十日纯属子虚乌有”，认为《扬州十日记》是晚清革命党人为了“排满”需要而伪造的。
然而，史实远比那些“颠覆性”的论断要坚实得多。纵观《扬州十日记》的整体叙事，其真实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其一，日记里清晰地透露了明末军纪的极端腐败。面对大敌压境，明军竟在城内欺凌百姓索取金钱，军头甚至纵情声色要挟找妓女。试问，如果这是一本近代人编造的假书，为什么要将明朝军队的丑态揭露无遗？这恰恰体现了王秀楚不存偏见、无所袒护的客观立场。
其二，除《扬州十日记》外，同时代的史籍和记录构成了多重佐证。明末史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对扬州大屠杀有所记载；当时在华的外国目击者、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在其所著《鞑靼战纪》中，也对清军在扬州的暴行留下了相当沉重的描述。
其三，清廷对相关记录的严厉禁毁，从反面印证了事件的真实性。《扬州十日记》被列入《四库禁毁书目》，乾隆朝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亦有《扬州十日录》。若非其事确凿，清廷何必花大力气禁毁一本虚无缥缈的“假书”？
至于“屠杀了八十万人”这个流传极广的说法，近年学术界考据指向了一个共识：王秀楚原文中并无此确切数字，所谓“八十万”系后人为了革命宣传而有所拔高添补。
但这并不意味着“扬州十日”是假的——八万也好，八十万也罢，无论最终具体数字是多少，都无法改变清军在扬州犯下屠杀暴行这一核心史实。
五、历史的幽灵：三百年沉寂与辛亥复活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整个清朝，《扬州十日记》从未真正被“忘记”，但它作为一本禁书，长期在地下秘密流传，见于道光年间刊行的《荆驼逸史》中。
清廷耗费大量精力推行文字狱，试图抹去这段血腥往事。然而，历史记忆从来不会因为官方的压制而彻底消亡。真相就像一颗火种，被埋得越深，越会在某一刻猛烈燃烧。
真正让“扬州十日”成为家喻户晓事件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当时，大量反清的仁人志士和流亡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等地文库中发现并大量抄录翻译了这本禁书，作为反清排满、宣传革命的历史铁证。《扬州十日记》与《嘉定屠城纪略》《黄萧养回头》等一道被大量翻印，输入国内，“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鲁迅先生在《杂忆》中深切地记述了这一点：“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就这样，一本在清初写成、在清朝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册子，在清朝最末的日子里，化为了一柄真正的精神利剑，刺向清廷的心脏。历史以其诡谲的吊诡，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复仇。
结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前几年，一位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红极一时的清史学者，不但在公开讲座中断言“扬州十日”是夸大之说、清军并没有屠城，甚至还恬着脸去扬州当地宣讲“清军少杀人”。
面对此类观点，无数网友站出来坚决唾骂，并直言不讳地反驳：“岂能因为过去了，就放过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脸面纪念‘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呢？”
历史容不得任何亵渎。尤其是民族苦难史，哪怕里面夹杂着党派、民族斗争的复杂性，但那些倒在屠刀下的平民百姓，那堆积如山的尸骸，那化为五色的血池，却是人性中最底线、最不容辩驳的罪恶。
从长平的白骨，到扬州的血河，再到南京城下的三十万冤魂，不同时代的刽子手换了，屠城这个行为本身——那种对生命赤裸裸的践踏、对文明赤裸裸的摧毁——却始终在历史舞台上一次次上演。每一次的代价，都由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来承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重温“扬州十日”，不是为了刻意挑起民族仇恨，更不是为了复辟早已消散的帝王之争。
而是在提醒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世界从来没有理所应当的和平与安宁。
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守护文明的底线，都有责任拒绝任何形式的屠戮与暴力，都有责任确保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降临在我们或者我们子孙头上。
作者：宁汉兴，小镇做题家，旅居锡城，热爱历史、武侠，正在创作相关历史小说，第一部《江阴血剑》即将连载，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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